茶叶烘干一体机。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 ：“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禅寺，寺中一高僧名从念禅师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位”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又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真是妙哉，我自称teaman,实际上要达到“吃茶去”得意境还需修练多年，或是终身追求的目标，惭愧！cy316.cOM编辑推荐
茶与佛的因缘 茶、佛文化融为一体
禅茶一味：茶与佛的因缘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息心静坐，“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聚思悟道，通常坐禅长达数日，久坐困乏，因而具有清心提神的茶叶便应运而生，成为佛家信徒们的座上品。同时，佛家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清淡茶汤无疑是最佳饮品；且茶性净洁，久饮助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一层神秘色彩，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相仿效，遂成风俗。”许多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对僧人普遍饮茶的风气，古代诗人陆容有诗咏道：
“江南风致说僧家， 石上清泉竹里茶；
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
佛教对饮茶很讲究。寺院内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茶之处；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僧众饮茶所击之鼓；寺院有“茶头”，负责煮茶献茶；寺院前有数名“施茶僧”，施惠茶水。佛寺里的茶叶称作“寺院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而僧人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圆、姜等一起煮饮，则称为“茶苏”。到宋代，余杭径山还举行“茶宴”和“半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茶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对促进民间饮茶习俗普及有重大作用。据说，古代虔诚的佛教徒总是以鲜花一束、清茶一杯奉献于佛前，因而，逐渐在民间流传着“茶禅一体”、“茶佛一味”的说法，将茶、佛文化融为一体。
随着饮茶之风的兴起，许多饮茶大师出自寺院里。唐代陆羽，曾是竟陵寺僧人，嗜茶且精于茶道，后被誉为“茶圣”、“茶神”，所撰《茶经》是世界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
茶与佛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它们之所以相生与共，这与其历史起源有关。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这恰好与茶在中国被广为栽培同时间；佛教盛于唐，与饮茶习俗遍及中国也几乎同步，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从地点看，高山峻岭终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最适宜茶树生长；同时，高山密林远在红尘之外，是追求“远避尘世，静宜诵颂”的佛教修建寺庙最理想的地方。茶与佛事基于各自理由，一同扎根于高山。纵观茶史，茶经历了由天然采集到人工栽培的漫长转折的岁月过程，首开茶树培植之先河的，大都是寺院的僧人。现今仍享有盛名的西湖龙井茶，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是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并制成“水月茶”。黄山松谷庵、吊桥庵、云谷寺所产黄山毛峰，武夷山天心观所产大龙袍，及徽州松萝庵的松椤、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是产于寺院的名茶。
茶禅“茶禅一味”、“茶禅一体”文化境界
原标题：茶禅一体中的文化境界
“茶禅一味”、“茶禅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是茶文化和禅文化合二为一的集中体现。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与佛教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均始于东汉时期。
佛教僧人生活来源最早依靠乞讨和施主布施，一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直接供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流民，一变而为游僧。乃至禅宗四祖道信时，实行“作”“坐”并重，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大创举。这里的“作”为“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道信号召手下的门人都去从事生产劳动，以便“得一口食塞饥疮。”他在黄梅双峰山聚结500多名禅众定居，垦荒耕种，自给自足，正式把通过劳动解决吃饭问题作为禅门一件大事来做，且列进禅行之中，为当时的流民逃僧创建了一个世外桃源。“坐”即“坐禅“，坐而修禅的意思。坐禅要求僧人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以期大彻大悟。
到禅宗五祖弘忍时，“作”“坐”已定型化，并在禅思想上有所创新。弘忍把禅贯穿于日常劳动生产之中，且进而把劳动生产提高到禅，而不是一般地将禅贯穿于世俗生活。
由达摩提出的关于众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经历道信、弘忍的变革，正式形成中国禅宗，并完成了以自信自主、自求解脱为中心教义的立宗工作。这就为长期流动的禅僧们最终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组建起一个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社会群体。
自坐禅进入佛教僧徒的宗教修持生活和禅众从事农耕生产一开始，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及茗茶就融入佛事活动，成为佛教寺院一大劳作。
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脚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90夭为一期，此外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和不食荤。这样既能提神醒脑，驱除疲劳困倦，又能使清心修行的茶成为禅僧必不可少的饮料。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一天甚至能喝四五十碗茶。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作用，为越来越多的僧人所亲身体验。唐代《封氏闻见录》载，泰山灵岩寺降魔藏“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诗句，更是生动描述了老僧参禅烹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风行时，寺院种茶、制茶也盛行起来。许多寺院都建有茶园。随着饮茶者日益增多，僧人便加强了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了历代名山大川寺院出名茶的特殊现象。如碧螺春（碧萝春）茶，产自江苏洞庭山碧萝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而得名，沸汤清澈鲜绿。乌龙茶的始祖为福建武夷寺禅僧制作最佳。鹿苑茶产于湖北远安鹿苑寺，清香醉和，回味甘凉。苏东坡用贡茶大龙团换取的垂云茶，则产自浙江杭州宝严院垂云寺。不少贡茶也产于寺院，如著名的顾渚山的贡茶紫笋，最早产自吉祥寺。清乾隆帝最爱饮的君山银针，则产自君山白鹤寺，每年进贡仅18斤。随时光流逝，盛衰衍变，有些曾产自佛寺、一度享有盛誉的名茶，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历史湮没，最后绝了种，如苏州虎丘寺的虎丘茶，丹阳观音寺的观音茶，福州鼓山寺的鼓山茶，绍兴云门寺的云门茶，西山白云寺的白云茶等。
我国今天的名茶，仍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佛寺茶园，如黄山毛峰就生长在松合庵、昂桥庵、云谷寺一带；碧螺春产于东山洞庭寺；龙井来自杭州龙井寺，大红袍种植在武夷山天心观，松萝产自徽州松萝庵。庐山云雾出自庐山招寺，蒙顶云雾则出产于蒙山智炬寺等等。
饮茶与佛教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名刹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吸饮香茗。法堂的左上角悬挂着“茶鼓”，按时击鼓召集众僧饮茶。宋代林通《西湖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鸳院，夕阳欲压箱沂城”，描绘了一幅茶鼓声下寺院幽寂苍远的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僧人称之谓“茶头”。一些寺院门前还有“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吸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等。禅僧早起第一件事即饮茶，后再礼佛。饭后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丛林还立下规则，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住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奉佛教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之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以茶敬佛到了宋代，发展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物象表演，实际上就是“水丹青”。宋代陶谷的《外茗录》曾有此记载，“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鱼，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与“水丹青”相媲美的是“水书法”。《蚌茗录》中还讲述了一个禅僧在茶汤中“写诗”与吟诗的故事。唐宋时代“斗茶”也十分时行。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各种茶叶质量，决出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极品茶，遂后斗茶风遍及各地。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眠从事斗茶歌》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斗茶场面。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说由此产生。茶与禅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体感受，非深味之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吸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溢。参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整个茶事过程，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吸茗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含了体味、领悟自然真谛的哲理，并以此体悟佛性和超凡脱俗意韵，所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至理之极。
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公案“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五灯会元》卷四详细地记叙了此事。赵州从诊禅师问新到僧人：“曾到此间么？”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人，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间“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招唤院主，院主应诺，赵州便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回答，正是反映了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分别，即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或者相识与不相识，只要真心诚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境界。“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有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对此，现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也曾题诗曰：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诞生在中国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休”这一文化思想与哲学观念，后与佛教、饮茶一起东传到日本。日本高僧荣西禅师在中国留学期间，除钻研佛经外主要埋头于茶文化的研究。回国时带回许多经书与茶种，曾著《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此书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经典论著。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高徒村田珠光根据荣西的“吃茶养生”的观点，在一休师父和赵州禅师“吃茶去”思想的启迪下，创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三代弟子干利休时为适应民众反对内乱、祈求和平的愿望，提倡和、敬、清、寂，将茶道的禅意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由此日本的茶道完全继承了中国“茶禅一体”的思想，因此日本山上宗说“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令天“茶禅一体”思想在东流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我国虽渐趋冷落，但作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茶文化，近几年已有部分恢复，“茶禅一体”的研究也将会给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教益。
茶与宗教 茶中有禅、茶禅 一体、茶禅一味
禅茶一味：宗教与茶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相当密切，最早将茶引入宗教的是道教。
早在唐代时，道士喜欢饮茶者比比皆是。由于茶能“轻身延年”，故茶成了想得道成仙的道家修炼的重要辅助手段，甚至有人将其视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道教在“打蘸”，即祭祀时祈祷作法等场合的献茶也成为“做道场”的程式之一。道士们品茶，也种茶。凡是道教宫观林立之地，也往往是茶叶盛产之地。道士们都 于山谷岭坡处栽种茶树，采制茶叶，以饮茶为乐，提倡以茶待客，以茶为祈祷、祭献、斋戒，甚而“驱鬼妖”的贡品之一。随后，饮茶也进入了佛教的修行中。
佛教修行之法为“戒、定、慧”。“戒”，即不饮酒，戒荤吃素；“定、慧”，即坐禅修行，要求坐禅时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而进入专注忘我的 境界。此种耗费精神、损伤体力的坐禅，正好以饮茶来调整精气，故饮茶自古以来受到僧人们的推崇。坐禅是佛教的重要修行内容之一，而坐禅与饮茶是密不可分 的。僧人坐禅，又称“禅定”。唯有镇定精神、排除杂念、清心静境，方可自悟禅机。而饮茶不但能“破睡”，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古有“茶中有禅、茶禅 一体、茶禅一味”之说，意指禅与茶同为一味，品茶成为参禅的前奏，参禅成了品茶之目的，二位一体的境地。
在佛教昌盛的唐代，饮茶尤为僧家所好。僧众做禅修行，均以茶为饮。其中除提神外，也以茶饮为长寿之方。那时僧众们非但饮茶，且广种茶树，采制茶叶。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而众寺僧都善采制、品饮。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
“茶禅一味”，这是宋代禅僧悟克勤手书赠送前来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日本的茶道由此孕育而出。这四字代表了茶禅不解之缘。指茶性禅味极其相 似，皆源于人的内心体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意境。禅茶的结缘正如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所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 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说饮茶的风俗与禅宗的传播大体上是同步的。
茶道、禅修、瑜伽行“三位一体”
瑜伽茶道和禅修的精神
瑜伽茶道由中国大陆瑜伽学者石鉴月先生、徐永立先生，依据中国传统茶道，参照中国禅茶道、佛茶道、台湾“无我茶道”，结合瑜伽的理念与精神，编创而成，现已得到国际瑜伽协会认证，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全球推广。
“茶禅一味”将禅与茶统一了起来；而禅与瑜伽，又密不可分。这是茶道与瑜伽又一间接的关联。
茶与禅的相通之道，在于二者皆立足于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茶与禅同样追求着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品茶也是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是“借假修真”的助缘与方式之一。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禅门就有“茶禅一体”、“茶禅一位”。后来统以“茶禅一味”来表述这种理念。这里的茶之味已不仅是茶之本味——甘醇或苦涩，茶道之中，茶之本味已不重要，重要是安心于一种境界或一种舍弃。而这种境界或舍弃维系的宁静心境，也就是禅之味。
瑜伽行法，将禅定与解脱直接联系在一起。禅定，即是静中思虑，定中起观。《瑜伽经》是析禅定为“凝神”、“入定”、“三摩地”三个层面，“凝神是将意识放在一物之上，入定是周流不断的知觉，三摩地是只有冥想的对象存在，对自身的知觉消失”。这种禅定，与禅宗之参禅还是有区别的，参禅强调的是于当下一念中觉悟自性本体，而瑜伽禅定是直接进入定境中思虑真谛，由此而至与天相应、证知宇宙本体。但二者也有相同点，这就是破除妄执，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式，于灵光独耀之中，悟达宇宙本体的真理。
由此而知，茶道、禅修、瑜伽行，也正可谓是“三位一体”了。
茶字一味和谐一体
茶字一味，在于和谐
中国佛教崇尚饮茶，有“茶禅一味”之说。“茶”泛指茶文化，而“禅”是“禅那”略称，意为“静虑”、“修心”。“一味”之说则是指茶文化与禅文化有共通之处。在笔者看来，中国茶文化与其象形字“茶”之间也有一味，这一味的共通之处便是和谐，而这也正是中国茶道的精髓，也是现代茶道在商务社交中的精髓。
想要领略茶字一味，当然要从”茶”字说起，
“茶”字本身就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字。历史上“茶”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变化多端，有很多异名、别称、雅号，如荼、槚、荈、茗、皋芦、不夜侯等，直到如今，茗和茶还通用。流传最广的是“茶”字，一草，一人，一木，人草木和谐相处是为“茶”，可见，“茶”字自唐被冠名于茶上，一直流传至今是由其道理的。
茶文化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词，便是茶道。这对茶是很大的殊荣了，因为自《道德经》写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后，中国人一般不言道，在饮食、玩乐诸活动中，唯一能升华为“道”者，唯有茶。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茶是天地之精，将山水、宇宙、人生全融入其中了。因此佛儒道不约而同的都把茶作为人与自然沟通，和谐一体的媒介。可见茶与“茶”字一味，都是和谐。
回到喝茶上，其核心也是和谐，因此茶尤其适合现在商务社交。
在饮茶中找到商务社交的和谐与平静相处之道一直是中盛茶社所追求的的，所以在中盛茶社，交谈和喝茶一样平静进行，每人都会把烦恼放置在一边，感受彼此间的舒适。人们会发现他们在分享其它地方所无法分享的东西时，会放开内心的紧张与不安，收获更多的欢笑，此刻与身边人的所有矛盾都显得不足挂齿了。
茶、禅、佛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性修行的作用。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禅寺，寺中一高僧名从念禅师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位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又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