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顶红茶的一个功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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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甘露茶属历史名茶。相传蒙山种茶始于西汉末年时名山人吴理真亲手种七株茶于上清峰，"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当时被人们称为仙茶，吴理真也在宋代被封为甘露普慧妙济大师。这是我国人工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唐代《国史补》中将蒙顶茶列为黄茶之首。唐朝诗人亦写了很多赞美蒙顶茶的诗篇。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蒙山有五峰，环状如指掌曰上清，曰玉女，曰井泉，曰菱角，曰甘露，仙茶植于中心蟠根石上，每岁采仙茶七株为正贡"。蒙顶茶作为贡茶，一直延续到清朝，达千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蒙顶名茶得到应有的恢复和发展，蒙山茶场运用现代制茶技艺，按照古传贡茶的特点，恢复石花、黄芽、甘露、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名茶生产。1959年，蒙顶甘露被评为全国名茶。蒙顶名茶多次被评为国家、省优、部优产品，已成为国家级礼茶。蒙顶茶以其独特的品质，精湛的制艺，娟秀的外形，悠久的历史，灿烂的茶文化而蜚声中外，载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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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甘露茶叶蒙顶山产地介绍
雅安是中国南路边茶茶马古道的起始地，蒙顶 山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藏区， 是历代中央政府与藏、 羌等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专用商品， 成为汉族人民同藏、羌等各族人民增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雅安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雅安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从最初的简单以物易物，到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使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蒙顶山是世界茶文明的发祥地，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人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从现存世界上关于茶叶最早记载的王褒《童约》和吴理真在蒙山种植茶树的传说，可以证明四川蒙顶山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由于蒙顶山的海拔高度、土壤、气候等最适合茶叶的生长，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蒙顶山茶祖师吴理真开始在蒙顶山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开始了人工种茶的历史。 唐宋时期是蒙山茶的极盛时期。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被列为贡品，作为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品，一直沿袭到清代，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而不间断。 千年贡茶，意重蒙顶 。唐代《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宋代《宣和北苑贡茶录》 ，当年蒙顶山进贡的两种名茶“万春银叶”和“玉叶长春”就榜上有名。清代《陇蜀余闻》记载：“每茶时，叶生，智矩寺僧辄报有司往视，籍记其叶之多少，采制才得数钱许。明时贡京师仅一钱有奇。”蒙顶贡茶从唐至清，一千多年里岁岁入宫，年年进贡，以供皇室“清明 会”祭天祀祖之用。这种专用茶采自茶祖吴理真种下的七株仙茶。到清代时，蒙顶五峰被辟为禁地，七株仙茶被石栏围起来，辟为“皇茶园”，至今留存。
在民间，蒙山茶历来被看作祛疾去病的神来之物。因此，历史悠久的蒙顶茶被称为"仙茶"，蒙顶山被誉为"仙茶故乡"。 蒙顶甘露茶的声名远扬使之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颂的对象。 在我国，赞茶的名联佳句首推以民谚方式流传甚广的"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是中国最有名的一对茶联，代表着中国茶的最好品质和最高境界，是茶中珍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琴茶》诗有"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吟唱。唐宋大家孟郊、韦处厚、欧阳修、陆游、梅尧臣等，都留下不少以蒙山茶为题的诗文。明清时代的诗文题词则更为丰富，当代诗人、文学艺术家也留下了许多吟诵蒙山茶的华章佳句。悠久的茶史形成了特色独具的蒙山茶文化。
蒙顶甘露茶的历史传说
蒙顶茶是中国名茶中的一颗灿烂明珠，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等名句，都是称颂蒙顶茶的，可见蒙山茶在人们心目中声誉之高。
蒙顶茶，产于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四川名山胜地颇多，素有剑阁天下险，蛾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之称。蒙山位于邛竦山脉中段，成都平原之西，地跨名山、雅安两县，山顶有五顶，又称五峰，有上清、菱角、毗罗、井泉和甘露等峰，状如莲花。山上古木参天，寺院林立，其山势之巍峨，峰峦之挺秀，云雾之弥漫，景观之奇特，堪与峨眉、青城媲美，确有仰则天风高畅，万象萧瑟;俯则羌水环流，众山罗绕，茶畦杉径，异石奇花，足称名胜之感。蒙山现已发展成为四川省的重点产茶区。
据史料记载，蒙山产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相传在西汉末年，蒙山寺院中有位普慧禅师，在上清峰上栽种了七棵茶树。这七棵茶树高不盈尺，不生不灭年长日久，春生秋枯，岁岁采茶，年年发芽，虽产量极微，但采用者有病治病，无病健身，人称仙茶。关于七棵仙茶在汉碑和明清两代的石碑以及《名山县志》中均有记述。但这七棵茶树究竟从何而来，如何传播四方?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从云贵高原引入，有的认为从福建建溪引入，也有的认为从峨眉山采集的茶种培植而来，至于这七棵仙茶如何发展和传播的，更有不少神话般的记述和传说。
据说很早以前，有位老和尚身患重病，服药无效，忽有一老翁来访，谓春分时节采得蒙山玉叶，用山泉煎服，可治宿疾。老和尚信其言，如法采制仙茶，服后果然病情渐愈，久服更觉神清体健，精力更旺，于是就在蒙山顶上筑起石屋，找了一位老汉专门培育和采制茶叶。老汉早年亡妻，只有一个女儿，两人相依为命，因女儿出落得和玉叶那样受人喜爱，因而取名玉叶。玉叶长得秀眉大眼，聪明伶俐，年方十六，尚末许亲。
一天老汉要玉叶下山购物，不料在半山腰碰到几个恶少，拦住去路，百般调戏污辱，玉叶急中生智，放开嗓子大喊救命。悲凄的喊声惊动了正在砍柴的青年王虎。王虎长得虎背熊腰，憨厚老实。听到喊救声，急忙奔去，但见恶少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一个少女，气愤极了，顺手拾起一棍木棍，大喝一声，直冲过去，那些纨绔子弟哪是王虎的对手，有的被打得抱头讨饶，有的边骂边溜，玉叶得救了。
她看了看虎子说：感谢壮士救命之恩!说罢跪在地上连连叩了三个响头。这可把虎子急坏了，忙扶起姑娘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快别这样。时间不早，姑娘快赶路去吧!玉叶再次道谢拜别了虎子，转身向山上走去，走不多远又依依不舍地回过头来看看虎子，谁知虎子也正在望着她，四目相视，情意绵绵，自此虎子忘不了姑娘，老在山间徘徊。玉叶也喜欢有事没事去山上走走，希望能再次遇到这位青年。
当她探听到这位青年是住在山脚下的孝子时，思念之情更加殷切。再说王虎家贫如洗，靠砍柴为生，家有老母，双眼红肿，视力很差，连做些针线活也不能够，全靠儿子养活她。王虎不仅对娘孝顺，对邻里温和，就是对一般小动物也很爱护，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孝子。一天，王虎听说蒙山顶上的玉叶可治眼疾，就决心上山采集。
他安排好了母亲生活，对娘说：娘，我要上山去采药，一定要把您眼病治好，您就在家静候佳音吧!说罢带上干粮就上路了。蒙山有五峰，他翻过一个山峰又一个山峰，累了就在大树下躺一下，渴了就喝点山泉水。一天他正在泉边喝水，想想走了那么多路还找不到，玉叶究竟长在哪里，心甚烦恼，忽听一阵悠扬的歌声由远而近传来，觉得奇怪，就爬到树上向四面瞭望，只见一个少女正唱着歌向这边走来，看样子似乎面熟。
再一看，好像是过去搭救的那位姑娘，于是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喂，您是住在山里的人吗?姑娘听到有人问话，就朝这边跑来。姑娘越跑越近，虎子也就越看越清楚，果真是她!像触了电似的，不觉心慌意乱，脸上发烧。他迅速地从树上跳下来，姑娘一见喜出望外，大叫：是您呀!太好了!上次您救了我，还没有请教您尊姓大名哩?接着又问虎子家住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为什么到山顶来等等。
虎子如实相告，姑娘听了哈哈大笑，您算找对罗!我叫玉叶姑娘，玉叶就是我管的，我还会看病哩。您回去吧，过几天我亲自来给您老母看病。虎子感激地回到了家。不几日，玉叶果然带了包珍藏的玉叶仙茶来到了虎子家，看了大妈的眼睛，用茶汤洗了洗，并嘱大妈天天煎服，服后茶渣捣烂敷于眼皮上。
说奇也奇，不到十日，虎子妈的眼睛红肿消了，视力也增强了。大妈很感激玉叶，同时也非常喜欢玉叶。不久玉叶和虎子有情人终成眷属。玉叶为了给更多的人治病，就在山脚下摆了个摊子，同时采集些茶籽播于周围，扩大仙茶的种植面积。从此仙茶能治眼疾，能提神健身，有返老还童功效的消息不胫而走，远近闻名，人们称它为圣扬花、吉祥蕊。
以后献媚者采制奉献官府，地方官府又视作进阶宝物，进贡皇上，自唐朝以始，蒙山茶就列为贡茶沿袭至清，年年岁岁采制贡茶，极为神秘。每逢初春发芽，县官即择好吉日，穿上朝服，率领僚属并各寺院和尚，敲锣打鼓，上山朝拜仙茶。待烧香礼拜之后，开始采摘茶芽，规定先采三百六十叶，交制茶僧负责炒制。
炒制时寺僧要一边盘坐诵经，一边在釜中翻炒，然后用炭火焙干，贮入两个银盒中，快马送京，以供皇帝祭祀天地祖宗之用。凡上清峰茶树上采摘的仙茶，称正贡，其他山峰上采下的芽叶统称凡种。仙茶采后即采凡种嫩芽，制成二十斤，装十八锡罐，陪贡入京，称为陪茶专供帝王享受。
据《名山县志》载：蒙山贡茶园，全由山上寺僧掌管，分工精细，各司其职，负责到底。山上还专门筑有石屋，供采制贡茶之用，今蒙山上仍有贡茶石院的遗迹。一千多年来，蒙山名茶一直成为帝王将相的专利品，广大劳动人民有采制之义务，而无享受之权利。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蒙山建立了国营茶场，垦复和发展了几千亩茶园，先后生产了甘露、石花、黄芽、米芽、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名茶，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人们称赞蒙山茶是：万紫千红花色新，春报精品味独珍。银毫金光冠全球，叶凝琼香胜仙茗。
绿茶源起历史文化介绍
茶树的拉丁文学名为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属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原始花被亚纲，山茶目，山茶科，山茶属，为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茶经》：“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日茶，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陆羽还在《茶经》中记载巴山峡川（今重庆、湖北西部一带）有两人合抱粗的大茶树，需将树枝伐下来才能采摘。
古人利用茶叶最原始的方式是采摘鲜叶直接咀嚼，随后发展到生煮羹饮，继而晒干收藏。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成风，茶叶从奢侈品逐渐成为大众都可品饮的普通饮料，还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即将采来的茶先做成饼，再烤干或晒干，捣成末。由于经过简单加工后的茶青草味浓郁，所以人们又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对茶的鲜叶进行蒸汽杀青、碎制，穿成串烘干，以去除青草味。不过这样虽然除去了青草昧，但仍然留有苦涩味。于是人们又采用清洗鲜叶、蒸青、压榨、制饼的方法，降低茶叶的苦涩之味。
唐代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的新局面，使茶跨人思想和文化领域与文化结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此，茶真正融人人们的精神世界，茶道大行于天下。唐代蒸青制饼茶的方法已逐渐完善，形成了蒸茶、捣茶、拍压、烘焙、穿串、封茶完整的制作工序。
正如陆羽在《茶经》中所说：“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这也是绿茶加工技术的萌芽。这种制饼茶的方法已达到了完备的境地，影响深远，当时还被人唐的日本僧人带回，在日本广为传播。
茶的起源及历史文化介绍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利用茶的国家，茶叶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打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书卷，几乎从每一页中都可以嗅到茶的清香。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唐代陆羽的《茶经》不仅系统地总结了种茶、制茶和饮茶的经验，而且将儒、释、道三家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融入茶事中，把茶事活动升华为一种充满中华民族特色的高雅文化，即中国茶文化。
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为了辨别草木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外考察休息时，用釜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釜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釜里的汤水，却惊奇地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这种叶子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发现这种植物具有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透明的肚子，但凡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之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慢慢演变成现在的“茶”。
古人赋予“茶”字很多美好的含义，其中有两种解字说法流传最广：第一种，以“茶”
字象征长寿。“茶”字的草字头与“廿”相似；中间的“人”字与“八”相似；下边的“木”则可分解为“八”和“十”。将由“茶”字分解出来的“廿”加上“八”再加“八十”等于108。
因此，古代文人把108岁的老人称为“茶寿老人”。久而久之，“茶”字被用来代表长寿的意思。第二种，以“茶”字倡导回归自然。“茶”字可分为草字头以及“人”和“木”三个部分，“人”在草之下，木之上，即为茶，爱茶人将其解为：人在草木间，孰能不饮茶，同时也有倡导人们回归自然的意味。
关于茶的最初的记载见于晋代常璩着的《华阳国志》，其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的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荼（编者注：“荼”是茶的早期称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茶悠久古老的历史文化介绍
中国是茶的故乡。经过漫长的历史跋涉，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下了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英国将茶称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法国人视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在日本，茶被视为“万寿之药”，是“原子时代的饮料”。日本科学家富田勋倡导“全民饮茶运动”，这一倡议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响应，目前茶已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饮料。韩国是种茶小国，却大力宣传喝茶的好处，不惜从国外进口茶叶，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降低发病率。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有饮茶的习惯。被誉为“东方文明象征”的茶在世界各地发出绚丽的光彩。
在中国，如从神农时代开始算起，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距今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相传在公元前2700多年以前的神农时代，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经常到深山野岭去采集草药，他不仅要走很多路，而且还要对采集的草药亲口尝试，体会、鉴别草药的功能。有一天，神农氏在采药中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顿时感到口干舌麻，头晕目眩，他赶紧找一棵大树背靠着坐下，闭目休息。
这时，一阵风吹来，树上落下几片绿油油的带着清香的叶子，神农氏随后拣了两片放在嘴里咀嚼，没想到一股清香油然而生，顿时感觉舌底生津、精神振奋，刚才的不适一扫而空。他感到好奇怪，于是，再拾起几片叶子细细观察，他发现这种树叶的叶形、叶脉、叶缘均与一般的树木不同。神农氏便采集了一些带回去细细研究。后来，就把它命名为“茶”。
蒙顶山茶历史
按《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于此。蒙顶种植茶树早在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５３年）县人吴理真亲手将七株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这是我国人工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享有仙茶之誉的蒙顶茶，以它独特的品质，精湛的制艺，娟秀的外形，悠久的历史，灿烂的茶文化而蜚声中外，载誉史册。《云南记》说：名山具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古诗云：蒙山之巅多秀岭，不生恶草生淑茗。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现在，吴理真种茶遗址皇茶园、汲水浇茶的古蒙泉、结庐休息的甘露石室、河神之女采茶仙姑的雕像，正吸引着众多旅游者前往参观，驻足凭吊。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蒙顶山茶，随着南北丝绸之路走向五洲四海。
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蒙顶茶之所以为世独珍，不仅因为它具有优良的品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且制艺特别精良。蒙山有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为天下称道。远在东汉，已有雷鸣茶、吉祥蕊、圣扬花等茶问世。蒙顶茶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幂覆，久凝不散。唐代是蒙顶茶发展的黄金时期，天宝元年（７４２年）入贡皇室，从此名播神州。当时进贡长安的散茶类有雷鸣、雾钟、雀舌、鸟嘴、白毫等，紧压茶类有龙团、凤饼。宪宗时，蒙顶茶已成为进贡最多的一种，《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县西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蒙顶茶因入贡京华而誉满天下后，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身价百倍，昂贵异常。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因此，当时名山农民种茶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刺激。以是蒙山先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谓盛况空前。唐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日本从公元６３０－８９４年间，派出大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艺术等，前后共１３次，每次多达数百人，包括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僧以及随员。文宗开成五年（８４０年）留学僧慈觉大师圆仁学习期满，从长安回日本，唐皇李昂向他馈赠的礼物中，即有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此时，蒙顶茶不仅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而且已作为国家级礼茶，飘洋过海传到国外。
如果说唐代开创了蒙顶茶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宋代则是蒙顶茶和名山边茶发展的极盛时期。蒙顶茶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制茶技艺进一步完善，创制出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贡品。那时，四川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名山茶叶产量又居四川之首。从宋神宗元丰初年起，近百年中，名山茶叶产量常在一百万公斤左右。名山茶叶成为西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特别喜爱、适合他们饮用的边茶，特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并立为永法。名山茶叶成为历代王朝与藏族、回鹘等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专用商品，成为汉族人民同藏族、回鹘等族人民增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蒙顶茶自唐以来，一千多年中岁岁进贡，年年送京，直至民国除旧革新。解放后，蒙顶名茶得到应有的恢复和发展，蒙山茶场运用现代制茶技艺，按照古传贡茶的特点，恢复石花、黄芽、甘露、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名茶生产。上世纪８０年代，又创制春露、春眉等名茶。蒙顶名茶多次被评为国家、省优、部优产品，前３种名茶已作为国家级礼茶。近１０年来，蒙顶名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产量增长，质量提高，不仅为国内人民所喜爱，而且跻身于国际市场，深受美国、日本、泰国、瑞士、斯里兰卡等国人民青睐。香港《文汇报》曾以昔日皇帝茶，今入百姓家为题，报道蒙顶茶不愧为实至名归之茶中极品。
（来源：东方茶经网）
铁观音密码介绍安溪历史文化
雪灾年代 清顺治十三年（ 1656） 正月大雪。 清康熙五十七年（ 1718） 正月大雪，三日方消。 清康熙五十九年（ 1720） 正月大雨雪。 清康熙六十年（ 1721） 正月二十七、八两日，积雪，四山皆白，三日方消。 清雍正元年（ 1723） 正月初六日，大雪，平地积（雪）深尺余，山头数日不化。 清雍正五年（ 1727） 正月大雪。 清雍正六年（ 1728） 正月初六大雪。 清乾隆十六年（ 1750） 正月大雪。
这份记录安溪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大事记，转引自两本具有充分可信度的历史文献，一是清乾隆丁丑年间由官方编修的《安溪县志》，一是 1994年由安溪县政府组织力量修撰出版、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翔实的《安溪县志》。为了行文的方便，我稍作综合，但不影响来自官方资料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国有史，邑有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效的地方志，可以帮助我们识县情、知兴替、明得失、弘传统，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史志为鉴，还可以勉今人，启后人。
那么，一份归入《杂志·灾祥》体例、而屡屡载于邑志的天气记录，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角度，供后人比较研究，从而发现其“无意义”之中隐藏的“意义”？人们常说，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交汇点，其实，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交汇点更值得我们仰赖智慧，寻找蛛丝马迹，细心详勘，综合加以推断，从而使记忆重现、真相还原。
看到这份天气记录所涵盖的时间段（大约从 1656年到 1750年），我突然产生一种研究的旨趣：在 18世纪 20至 30年代，素来“燠热”“冬无冰雪，或不御绵”的安溪，连续数年“大雨雪”“大雪”“积雪”，气候骤然变冷。《安溪县志》代表着官方权威，史官不可能错载误录，况且在一个重农业、轻工商的时代，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观察有着足够的耐心，雨雪不分、霜冰不辨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分析后可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雪灾年代”从此将在安溪历史上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研究中国历史时，人们常犯的两个错误在于，当我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时，会导致一种“单一性”的叙述困境，从而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时，又常常将中国社会割裂为一些碎片，最终背离在社会整体之上观察中国的视野。正是这两类错误，导致我们目前所开展的铁观音物种研究，经常游离于“整体性”之外，不能或难以将铁观音置放于安溪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环境之中，重传说，轻科学，缺乏实证求索的精神。
关于安溪铁观音源起的王、魏“二说”，未见于 1994年前的官方史志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这里想说的不是“王说”“魏说”的真伪，因为历史的真相不能一概以是否见诸史志为标准和依据。只是想换一种视角——说猜想也无不可——来追问安溪铁观音的发源，因为无论是“王说”还是“魏说”，都显然没有真正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神话固然是美好的，充满着遐想无边的诗情空间，但观世音菩萨毕竟没有亲手在巍巍的南岩山上栽种过铁观音这样一棵神奇的茶树。
那么，这棵神异的茶树又是从哪里来的？凭空从地里头长出来吗？如果植物也有“前世今生”，那么，铁观音的“前世”又是什么？困扰我多年的一连串问题，在这份“大雪成灾”的天气记录面前，似乎一下都有了答案——不同的历史事件在各自不同的时空运行，对于一种即将到来的动人交汇，人类谁都无法预知，这就是自然的造化。 神天与人天
关于铁观音发源的王、魏“二说”，散见于安溪史志和各种文集，虽然行文描述存在不少差异，但都与两个重要年份 1725年（“魏说”）、1736年（“王说”）相对应。也就是说，铁观音诞生于安溪茶乡 1725年至 1736年的大致历史区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细心的读者就此可能已经发现，安溪史志上所集中记载的“雪灾年代”与此有着惊人的重合，两者之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历史的巧合，那么铁观音物种的源起只能是永远都无法解码的科学之谜了；如果是历史的必然，则“雪灾年代”对铁观音物种的源起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就不能被后来研究者轻易地推在一边。相形之下，前者令人兴味寡然，后者令人心血怦动。
煌煌千年安溪文明史，修志七部，除明嘉靖和清康熙、乾隆三种版本留存于世，余皆散佚。披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重印刊行的三种古代版本可以发现，从开始有地震、山崩、旱涝等灾情记载的宋 1067年至今，安溪近千年县史总共发生过不足 10次大雪成灾的事件。依据我的记忆，安溪最近发生的一次“雪灾事件”是在1977年12月12日。而集中在18世纪20至30年代的有5次，占一半之多。也就是说，对人类能造成灾难的大雪，有一半多降到 1720年至1728年这个历史区间了。从气象学的角度而言，1720年至 1728年也就成为安溪气候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年代了。
不妨进行一番纯文学意义上的想象与描述：18世纪 20至 30年代的每年冬天（时间）。安溪山川大地（地点），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事件起因）。急剧下降的气温，使缺少抵御雪灾经验的安溪民众措手不及。尤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山坡上辛勤开垦出来的茶园遭大面积冻毁，损失惨重（事件发生、发展）。雪灾过后，王仕让、魏荫（人物）出现在房前屋后、峰麓山巅，四处寻挖未被冻死的茶树以便补苗。此时，遭雪灾冻压而顽强幸存的几棵茶树——一个新的茶树品种——铁观音诞生了（事件高潮、结局）。
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漏洞百出，实在经不起推敲，但却是值得关注的。因为现在虽然不能用“雪灾年代”的具体气候数据，来证实气候变化对茶树新品种的诞生造成多大影响，却可以根据物种进化的规律和现代育种方法，从中发现奥妙所在。物种是自然的产物，而自然无非是阳光、空气、水等因素。自然环境变化对物种进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即是典型一例。据此，我们完全可以从逻辑上作一个大胆假设：“雪灾年代”诱发茶树基因变化，诞生了铁观音。
假如这就是历史的真相，那么，集中发生在 18世纪 20至 30年代安溪大地上的“雪灾事件”同样呈现出事物利弊参半的两面性。所谓祸兮福倚，现在看来，这场给昔日安溪先民造成重大损失的“雪灾事件”，却是一个由大自然主持进行的“物种新试验”，为后世千千万万的安溪人带来巨大的福祉。
而古代安溪人无法根据科学理智地认识物种的源起，对自然始终怀有的“敬畏之心”，使他们把铁观音的诞生或“归功”于神天——观世音菩萨的“托梦”，或“归功”于人天——皇权的“赐名”，这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从对神天的敬畏，到对人天的征服，到人类怀疑一切、选择科学的理智，我们的社会历史似乎都行走在这样的基本路线上。
云南熟茶历史文化及介绍
云南生产熟茶始于1974年。普洱茶历史上何年何地开始生产熟茶，书本上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法。最早的说法见于台湾出版的《普洱茶》一书，称为末代熟紧茶。作者在1993年4月4日于云南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上展示。末代，指的是清末民初。思茅当地报纸亦报道展示的末代熟紧茶生产于1927年。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香港茶人陆伟镇先生说过熟茶生产50年代初才在香港出现。为搞清熟茶的历史，我最近到香港走访了现年八十六岁高龄的陆伟镇老先生。
我同陆伟镇老先生于1982年在杭州茶叶出口洽谈会上相识，他十六岁在广州当茶叶学徒，后移居香港毕生做茶叶生意。我们多年不见，相见分外高兴，他虽然退了休，还在为元亨茶行顾问茶事。他生命中的七十年，是同普洱茶连在一起的，他是普洱茶历史变迁的活见证。陆老先生提供了一份文字材料。1948年以前，云南只有紧压茶到港。50年代初云南货到港大部分改为散茶。老先生不知道的是，建国初期内地土改，茶行老板成分高，正在运动中，故而紧茶加工中断了。云南山高路险，旅途遥远，茶行雇佣马帮，一匹马只能驮运50公斤散茶，紧压茶却可以驮运70公斤。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运输方式，决定了紧压茶的身世。我查阅了与紧压茶生产有关地区大理、版纳和思茅的文史资料，1974年以前都没有熟茶生产的记录。没有熟散茶，自然不会有熟紧茶了，因为生紧茶不可能再人工发酵为熟紧茶。是时香港经济发生变化，地价高涨，散茶体积大，存放成本高，人们发明了发水便利快速生产普洱茶的方法。又一个历史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50-70年代香港人工发酵加工云南普洱散茶有如下数家：联兴隆，南记，生记，林记，宝泰，同安及长洲福华等。50年代，内地同香港几乎没有沟通，但香港人工发酵普洱茶的消息还是传进来。1955年11月2日，“省公司”通知下关茶厂对出口紧压茶进行后发酵试验。由于缺少资信，试验不了了之。1973年4月3日，“省公司”召开茶叶加工座谈会，上午传达外贸部李强副部长讲话，下午讨论，下关茶厂的林兴云代表问李强副部长讲话中提到的“普洱茶”是指什么茶。事实上李副部长讲话所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人工发酵普洱茶。
许多普洱茶书对熟茶一贬再贬。当我写了云南普洱沱茶在法国大行其道后，有人专门问我，到法国的云南沱茶是生普还是熟普。回答是肯定的：熟普。云南普洱沱茶是用人工发酵普洱散茶压制的，法国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对云南沱茶进行的系列研究和药理实验，对象都是熟茶。法国人与我们不同，注重药理结果而不过分注重过程。话又说回来，等几十年的陈化期，法国佬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云南1974年开始试验人工发酵普洱茶，几十年来基本上出的是熟茶，生茶出口比重不大。尚未陈化的生茶，不是定义上的普洱茶，在外贸部的出口统计和海关的分类上都列入了绿茶类。人工发酵普洱茶是发明创造，与自然发酵异曲同工。当然，人工发酵做出的普洱茶并不等于陈年普洱茶，陈年是需要岁月洗礼的，只是人工发酵普洱茶的陈化时间大大少于自然发酵。人工发酵普洱茶品质的好坏，既决定于渥堆技术，又决定于存放时间。发酵时出现黑霉和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就报废了。熟茶的优点是立竿见影，存放五年以上就能喝到一杯醇和的普洱茶，缺点是渥堆发酵茶身受损，不耐放。生茶的优点是自然底气足，在陈化过程中茶味变化多端，耐放，待醇和时，茶汤中还有一股活力，缺点是陈化周期长，老子存茶儿子喝，会渐渐脱离现代人的生活意识。市场上有人提倡喝尚未陈化的生饼。那不是喝普洱茶，是喝绿茶，一是浪费，二是喝不出普洱茶特有的滋味和陈香、喝不到历史、喝不到普洱茶奉献给人类有益健康的微生物创造的另一个奇妙世界。有一个茶友说得好，霸气大的新的生茶,现在喝一是口感不好,二来也是浪费，没霸气的新的生茶,尽管口感还行,但是达不到甘纯滑陈的口感。没霸气的新茶,存放也没用,不如现在喝!
云南大叶种茶苦涩味重，太霸气，对味觉的刺激太强，生产的滇青茶和滇绿茶口味不适合已适应小叶种绿茶口味的许多销区。二十多年来，我们邮寄大量云南绿茶样品到非洲绿茶销区，甚至组团到摩洛哥等国推销，但一点回应都没有，一斤茶也卖不出去。普洱茶的“醇”是由生涩对应来的，越生涩转化得越“醇”。小叶种“普洱茶”不耐放，不出“醇”，因为它不够苦涩。正如食用葡萄太甜，也不出“醇”。如同酿葡萄酒，苦涩味极重，当水果吃，味则不对路。云南大叶种茶在自然演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通过后发酵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独特价值。若要喝绿茶，有龙井，有碧螺春，小家碧玉，性柔味薄，没必要去会五大三粗、生涩刺喉、还尚不会温顺体贴的高原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