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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膏的形成宋代的品茶与赏茶，因为有皇帝和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宋代斗茶图
“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名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中间——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宋徽宗-赵佶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字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账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25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宋代制茶工艺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人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掇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其他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浑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中国茶膏博物馆—复刻版玉蝉膏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与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龙团凤饼图案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造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三十八中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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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茶膏的形成《普洱茶膏》第一章
《普洱茶膏》第一章：古代普洱茶膏探秘之：二、宋代：茶膏的形成很多人对茶叶史学家提出的“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观点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唐代的制茶技术加上陆羽的《茶经》，已经是中国古代制茶史上的一个顶峰，后人无人可及。怎么能说“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呢？
“盛”——依据字面的理解显然高于“兴”。怎么理解这个“盛”呢？宋代的茶叶发展比唐代又有哪些进步呢？
首先，两宋三百余年，首倡以文治国，教育兴盛。太学、书院发达，学术气氛浓厚，门第观念淡薄，科学发明之多前所未有。这时的宋朝，已悄然出现了城市化的概念，“市井”一词的出现，对宋朝的文化与经济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宋代的品茶与赏茶，有皇帝与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的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
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再次，“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中间——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一个遭人厌恶又令人惋惜的亡国皇帝。
在史学家眼里，他是一个玩物丧志的亡国之君，是后人引以为鉴的反面教材。
在政治家眼里，他是一个低能儿，不懂得辨别忠臣与奸佞，是一个胸无大志，只会贪图享乐的昏君。
在艺术家眼里，他又是一个造诣极高的书画家、诗人。
在茶人眼里，他又是对中国茶及茶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他本来是不应当做皇帝的。他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日。既不是嫡出，又不是长子。这种特殊的身份在其他皇子面前显得另类，在讲究嫡出为正宗的皇宫里，自然形成受关注的程度与皇室的约束少于那些嫡出的皇子。换来的自由度也高于其他皇子。或许，他天生就不是做皇帝的胚子。这种放任，却使他从小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放荡的习性。
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皇帝哲宗，也是赵佶的哥哥英年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的人选只能在哲宗的兄弟中选择。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并非嫡出，又非长子，按照祖宗法度，他并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赵佶获得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向太后的青睐，并在其鼎力支持下，使他在19岁时，意外地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选择宋徽宗（赵佶）当皇帝，显然是大宋王朝的一次严重失误。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宋哲宗朝宰相范纯仁，在常州病死。在他的遗奏中即有劝宋徽宗当政要做到“清心寡欲，约己便民”之言。此话说得极重，非常直接地批评宋徽宗（赵佶）平日里纵欲过度，这在宋朝士大夫中是极为罕见的。
宋徽宗（赵佶）于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他重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他派人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在位期间，爆发方腊、宋江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与金朝订立盟约，夹攻辽国。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他见大势已去，慌忙将皇位传给他儿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
靖康二年（1127年），他与他儿子钦宗一同被金兵俘虏。后被押往北边囚禁，自此，北宋灭亡。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耻。”
宋徽宗后来被囚禁了9年。公元1135年四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享年54岁。
后来的史学家始终有一种疑问：什么原因使宋徽宗这样一个昏聩低能的人，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有人说，是他表面的儒雅迷惑了擅长政治权术的向太后。
也有人说：这是天意——天要亡大宋国，选择了这么一个亡国之君。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昏君，在艺术造诣上却独树一帜，至今被后人津津乐道。他治国无能，但艺术才能颇高。
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他的画作也可圈可点。从古迄今，均属于“国宝级”的收藏品。宋徽宗本人的创作偏于粗犷的水墨画。传世作品中，有其签押的作品较多，但所画比较工细的，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雪江归棹图》（以上均藏于故宫博物院）、《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翠竹双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等作品皆被专家认定为是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有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卷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柳鸦图》卷被认定是他的亲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不尚铅华，而得自然之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池塘秋晚图》也属此类。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也和这位书画皇帝不无干系。宋代画家张择端在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因此，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因为宋徽宗的这些贡献，也大加惋惜。如《宋史》在《徽宗记》中，就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意思是说宋徽宗什么都能做，唯独不能当皇帝。
宋徽宗对后人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茶”。恰恰这一点，除了茶叶专家外，极少被后人熟知。如果我们从互联网上去搜索“宋徽宗”这三个字时，映入眼帘的是大量关于他生平及书画方面的报道，而对他热衷的茶事却鲜有介绍。
其实，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宋代斗茶成风。《大观茶论》中详细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斗茶。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陆羽和陆羽的《茶经》的话，那宋徽宗会凭借他的《大观茶论》一书，理所当然地摘取“茶圣”的桂冠。
《大观茶论》是在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共20篇。1107年成书。全书2900字，正文分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对于产地、采制、烹调论述得非常详尽。在色香味的审评中，《大观茶论》比陆羽的《茶经》更清楚详细。在茶道精神方面，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而赵佶提出了“清和澹静”，境界更深了一层。这是宋代品茗斗茶更加深入的客观反映。
让我们还回到茶膏的本身。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的结果。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仍然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二十五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
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缀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其他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混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三点原因：
一是这种制茶法因为工艺复杂，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被朱元璋斥之谓“奢侈”。它只满足少数人的享乐，大部分人或者说平民百姓根本消费不起。那时的团饼茶素有“一朝团焙成，价与黄金逞”的说法。真正是黄金有价，贡茶无价。朱元璋少时贫穷，深知社会底层人的辛苦。他知道，这种龙团凤饼制茶方式的延续，距离普通人民大众愈来愈远。因此下决心取缔这种制茶模式，改用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的“散形茶”，目的是要使普天之下，他的臣民都能享用饮茶的快乐。
二是唐宋延续下来的贡茶制度，造成当时的各级官吏对茶农与茶工的剥削愈演愈烈。到元代时，多次爆发了小规模农民暴动，反抗朝廷对茶农的盘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朱元璋取缔“龙团凤饼”的同时，也一并撤销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
三是宋代过分强调制茶技艺，追求工艺至高至极。在制茶技艺达到顶峰之时，反倒出现无技可施。这就使一部分制茶工匠在技穷之后开始走向“旁门左道”。为了提高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他们便将龙脑及一些香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香味添加剂的东西，混入茶中，使品茶者明显感到不同于其他茶的味觉，以便胜出。这种近似“掺假”的方法在当时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被记录在很多茶书里。可见，中国的制茶领域里的“造假”现象，自宋代起始，就一直作为行业内的“潜规则”存在，有的甚至被奉为“祖传秘方”、“祖传秘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市场仍盛行的一部分所谓的“奇香”与“高香”茶，都与香味添加剂有关。
但不管怎么讲，明朝朱元璋的一道圣旨：罢龙团凤饼，改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很多茶叶史专家对明朝朱元璋的做法至今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中国的制茶技术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之后，则由盛转衰。其转折点就在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始。
有一点，倒是我们可以认同的。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明代对中国茶叶的研究也是最薄弱的。虽然明朝出版的茶书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高达五十五种之多，而唐宋只有七种，后来的清朝也只有十一种。但明朝的茶书质量一般，没有超越唐宋时期如《茶经》、《大观茶论》等茶书的内容。绝大部分为茶区概要，风土人情，或唐宋茶书的翻版。
普洱茶膏在宋代形成
普洱茶膏在宋代形成！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亇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的品质和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绞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茶中珍品。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嗄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我国茶膏的几个形成史
我国茶膏的几个形成史！唐代，宋代，清代等几个朝代是主要的茶膏形成史，下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1、唐代开始制作茶膏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宋代是形成茶膏的巅峰时期
宋代是形成茶膏的巅峰时期！现代茶膏的制作工艺都离不开古代茶膏制作的铺垫，而其实，茶膏的盛行并不只是在现下，曾经在古代，茶膏也盛行过，下面就去了解一下。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茶膏演变史（一）——唐代已初现茶膏雏形
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普洱茶学专家们所忽视。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是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风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茶，从而创造了中国茶叶第二种表达方式，即历史上俗称：“茶膏”，现代茶叶归类为固态速溶茶或固体饮料。
如果说将干茶的芽与叶为冲泡对象，重拍结束后仍保留茶叶的原形态（俗称茶渣或叶底）为茶叶第一种表达方式的话，第二种表达方式则是将茶叶水溶物质提出，加工成类似药的干膏，冲泡结束后没有茶渣，被全部水溶。
茶膏是中国乃至世界茶叶发展史上第一个深加工的产品。
茶膏的制作始于唐代，发展在宋代，成熟在清代，从雏形到成熟经历上千年。由于它涉及的工艺复杂，出品量极低，成本奇高，始终隐藏于茶叶主流之外，很少为普通大众所了解，但它作为高端茶又经常出现，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高端茶的一条分支。
这是一条非常了不起的分支，也可以说是一条“高贵”的分支。因为沿着这条线走出来的茶品，都被冠于“贡品”的头衔，游荡于皇宫之内，成为历代皇室的“奢侈品”，历经千年而不衰。
普洱茶膏就是沿着这条分支逐渐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这条分支的主流，独自开辟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最初的发展中。就经常讲一些植物泡水给人喝，以达到治病的效果。这种做法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如我们进就经常将绞股蓝、枸杞子、人参片、金银花、甘草等泡水饮用，是古代嘴原始的治病方法的一种延续。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它已不是古代郎中（中医师）手中的一味药材，专为病人使用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的饮品。这次变革的意义在于，茶叶一旦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开始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意识。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自汉代以后，将茶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片片嫩叶加工成形态各异、滋味不同的茶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所谓来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茶膏演变史(三)——清代：普洱茶膏正式定名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管辖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的“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驱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概念。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了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
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清代宫廷普洱茶膏—藏于故宫博物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这与我们现代采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颇为相似，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有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英国使团马噶尔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的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其导火索为大陆媒体盛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在当年轰动一时。坊间关于普洱茶膏的说法层出不穷，其关注点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因为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据说就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万寿龙团）、饼茶与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在盛大的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悄然出现了一款冠名为“蒙顿”的普洱茶膏，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延续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结束了普洱茶膏有产品名称而没有生产企业的历史。在2006年1月6日，蒙顿又将其萃取最高品级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珍藏。当天在云南省博物馆会议厅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巨大的横幅上标有“来自云南，回馈云南”八个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宋代是茶膏真正的形成期
宋代是茶膏真正的形成期！追溯茶膏的形成历史，可以说茶膏的形成时期是在宋代。宋代的茶风以及茶人代表，将茶膏的制作工艺推向了一个高端。
宋代随着茶坊、茶肆的出现，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潮流。皇帝与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茶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更是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也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茶膏于宋代，不得不提宋徽宗。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宋徽宗在其著作——《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与唐代工艺不同。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的结果。而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记于北苑贡茶苑赵汝砺的《北苑别录》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
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的《茗荈录》中，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发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普洱茶膏的形成
普洱茶膏是在借鉴唐朝与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续。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
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据史料记载，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艺非常复杂。原料选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叶种茶，经过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润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汤色浓艳，呈宝石红和玫瑰红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药效成分。清朝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据海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普洱茶膏其保健功能包括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醒酒、抗疲劳、缓解亚健康等。鲁迅茶膏的收藏者周海婴回忆说，每逢过年过节吃完大餐后，只要感到肠胃不舒服，母亲许广平就拿出一小块茶膏，泡给他喝，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首次作为礼品赠予到访的英国使团。当时英国人不知此为何物，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现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辛亥革命后，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随之终止，制作方法也已失传。虽然后来民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锅熬制的方法，与皇宫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区别。
普洱茶膏形成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据史料记载，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艺非常复杂。原料选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叶种茶，经过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润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汤色浓艳，呈宝石红和玫瑰红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药效成分。清朝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普洱茶膏首次作为礼品赠予到访的英国使团。当时英国人不知此为何物，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现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辛亥革命后，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随之终止，制作方法也已失传。虽然后来民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锅熬制的方法，与皇宫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区别。
普洱茶膏香气形成的过程
普洱茶膏香气形成的过程！我们知道，茶叶的鲜叶最初是不含香气的。只有在后续的加工中，由于制作方法的不同，茶叶的香气也不同。说白了，茶叶的香气来源，取决于不同工艺的结果。简单归类，可分成两大类：
一是高温提香的过程。绿茶与乌龙茶基本都是沿袭这条思路。只是过程与手法略有差异而已，但是高温是必备的主要条件。如有的铁观音，为了达到高香或奇香的效果，在烘焙一段时间后，出锅前，瞬间将温度提升到105℃，用高温将茶叶内含的芳香类物质激活，然后出锅封装。
二是酶降解产香的过程。也是常温状态下，通过生物酶降解产生芳香类物质的过程。这是一条与高温提香截然相反的“路径”，即：
微生物—→酶—→脂—→芳香类物质
这种微生物产酶，酶产脂类物质，脂又产芳香类物质的“路径”，是忌高温的过程，突出体现普洱茶独有的陈化机理。也是普洱茶膏的产香过程。这就是普洱茶膏为什么由最初的“无味”到后来逐渐有“香气”的原因。
因此，蒙顿茶膏投放市场的产品，基本上是以“无味”的为主。
很多人或许对这一点仍有疑问，既然蒙顿企业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将茶膏先陈化一下，再拿到市场上去卖呢，那样不是会减少很多麻烦，甚至质疑吗？
这是蒙顿企业的故意行为。有三点原因：
一是让经销商或者消费者自己体验香气变化的过程。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发现胜于企业宣传；
二是不同的存放环境，其香气的形成与香气的类别也是不同的。虽然这种差异可能会很小，但细心的人和对香气敏感的人一品便知。这个过程与普洱茶陈化过程一样，也是品质再造的过程，与存茶人参与的“劳动”是密不可分的。蒙顿茶膏欢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人参与。因为不同地区、不同存放环境陈化出的普洱茶膏，会因微生物优势菌群的不同，打造出不同香气与口感的普洱茶膏。蒙顿企业始终相信，普洱茶膏未来的极品出现，一定不是蒙顿企业一家所为，而是集合了社会群体智慧的结晶；
三是更重要的一条，是蒙顿企业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消费者放心，蒙顿茶膏是不含任何添加剂，包括色素类、香精类的产品。如果添加一些色素类与香精类的物质，茶膏的最初不会是“无味”，而且汤色也会非常漂亮，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都会保留“恒定”的特点。蒙顿企业更愿让他们的茶膏在消费者手里，明显感到其陈化的过程，品质曲线是逐渐向上递增的趋势。其原因除了低温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添加剂的结果。
清代形成了普洱茶膏
清代形成了普洱茶膏！你知道普洱茶膏的形成在什么时期吗？其实，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一起来看看下面的介绍吧。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这已成为不解的谜。
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宋朝——普洱茶膏的形成期
宋朝——普洱茶膏的形成期！如果说，唐朝是普洱茶膏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那么，宋朝则是普洱茶膏在发展史上的一个改革和建设时代。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
宋代的品茶与赏茶，有皇帝与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的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宋代的“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宋代茶人群体中间，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
普洱茶友，感谢您花费宝贵的时间阅读《茶膏演变史(二)——宋代：茶膏的形成》一文，我们精心撰写的《茶膏演变史(二)——宋代：茶膏的形成》内容希望能帮助您增长普洱茶的知识，如想了解更多cy316.com的普洱茶内容，请访问我们为您准备的专题：好的普洱茶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