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制作。
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普洱茶学专家们所忽视。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是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风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茶，从而创造了中国茶叶第二种表达方式，即历史上俗称：“茶膏”，现代茶叶归类为固态速溶茶或固体饮料。
如果说将干茶的芽与叶为冲泡对象，重拍结束后仍保留茶叶的原形态（俗称茶渣或叶底）为茶叶第一种表达方式的话，第二种表达方式则是将茶叶水溶物质提出，加工成类似药的干膏，冲泡结束后没有茶渣，被全部水溶。
茶膏是中国乃至世界茶叶发展史上第一个深加工的产品。
茶膏的制作始于唐代，发展在宋代，成熟在清代，从雏形到成熟经历上千年。由于它涉及的工艺复杂，出品量极低，成本奇高，始终隐藏于茶叶主流之外，很少为普通大众所了解，但它作为高端茶又经常出现，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高端茶的一条分支。
这是一条非常了不起的分支，也可以说是一条“高贵”的分支。因为沿着这条线走出来的茶品，都被冠于“贡品”的头衔，游荡于皇宫之内，成为历代皇室的“奢侈品”，历经千年而不衰。
普洱茶膏就是沿着这条分支逐渐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这条分支的主流，独自开辟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最初的发展中。就经常讲一些植物泡水给人喝，以达到治病的效果。这种做法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如我们进就经常将绞股蓝、枸杞子、人参片、金银花、甘草等泡水饮用，是古代嘴原始的治病方法的一种延续。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它已不是古代郎中（中医师）手中的一味药材，专为病人使用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的饮品。这次变革的意义在于，茶叶一旦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开始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意识。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自汉代以后，将茶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片片嫩叶加工成形态各异、滋味不同的茶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所谓来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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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初现的茶膏雏形
中国唐代初现的茶膏雏形！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最初的发展中，就经常将一些植物泡水给人喝，以期达到治病的效果。这种做法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如我们今天就经常将胶股蓝、枸杞子、人参片、金银花、甘草等泡水饮用，是古代最原始的治病方法的一种延续。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它已不是古代郎中（中医师）手中的一味药材，专为病人使用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的饮品。这次变革的意义在于，茶叶一旦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而是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概念。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自汉代以后，将茶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片片嫩叶加工成形态各异、滋味不同的茶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杰出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怪异又令人敬畏的一个人。
我们说他怪异，是他一生中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他三岁成为弃婴，这就使遗弃他的家庭成了一个谜。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更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襁褓之中被养育到三岁之大才被遗弃，是生活困苦，无法养活他？还是家庭遇到了无法想象的变故，只能通过遗弃将他变相送人？
被遗弃的陆羽是被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边拾到，将其抱回寺里养育。作为弃儿，陆羽又是幸运的。本来，智积禅师对他寄予厚望，不仅为他削发，收他为徒，期望他以后能继承佛家的衣钵。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却对整日的抄经念佛，暮鼓晨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终于在11岁时逃出寺院，跑到一个戏班里学演戏，作了优伶。其实，他的长相很丑，又有严重的口吃，可是他却能扬长避短，专演“假官”（即丑角），竟获得了成功，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陆羽在他少年时拒绝智积禅师为其安排终生为僧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他认为进入佛门“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场被后人评价为佛儒两道之争的大辩论，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陆羽对未来建立家室、有妻有子，得享天伦之乐的憧憬。但事实是，他一生都未结婚。虽然这其间，他与姿色秀丽的女道士李秀兰相恋了二十年，但谁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没能终成眷属？
陆羽一生对儒学、佛学、诗赋韵律等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以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在社会各界乃至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朝廷曾两次诏拜陆羽为“太子文学”和“太常寺太祝”，但都被陆羽婉拒。以至后来研究陆羽的专家始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陆羽要两次婉辞圣命，坚决不到长安做官呢？
凡此种种，陆羽留给后人太多的谜。
正是这个留给后人太多谜团的陆羽，却在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特别是因编纂《韵海镜源》（唐代著名的文学著作）时掌握了大量资料，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
至此，《茶经》遂成定稿。公元780年，48岁的陆羽在友人的帮助下，将呕心沥血数十载的《茶经》正式刻印。第二年，唐朝的德宗皇帝召见陆羽，要他烹茶，皇帝品饮后，大加赞赏，封他为“茶圣”。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茶叶和茶文化的专著。它主要论述了茶的本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其内容详实、丰富，语言流畅简洁，篇幅极短，总共7000余字。自此，茶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历久不衰。
《茶经》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7000字。从各方面总结论述了唐以前及唐代中期的茶学。
“一之源”阐述了茶叶的产地、茶树生长特征和茶叶的功能。
“二之具”介绍采茶制茶的15种工具。
“三之造”叙述了采茶的时间和制茶工艺等。
“四之器”介绍了当时煮茶饮茶的26种器具和使用方法。
“五之煮”介绍了煮茶的方法。
“六之饮”说饮茶始于神农，闻于周公，盛于唐朝，并介绍了饮茶方法。
“七之事”介绍了一些与茶有关的人和事及文献。
“八之出”介绍了唐代产茶的八大地区。
“九之略”是说制茶煮茶的器具什么时候可以省略，什么时候不可以省略。
“十之图”是将以上九方面的内容以白绢绘成图，看起来一目了然。
《茶经》的内容丰实，是一部茶叶百科全书，它涉及生物学、栽培学、制茶学、分类学、生态学、药理学等等。《茶经》还记载了唐朝以前的神话、寓言、史籍、诗赋、传记、地理等书籍，是中国古文化的宝库。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它早于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日本的荣西禅师于1191年出版）411年，早于《茶叶全书》（美国威廉.·乌克斯编写，1935年出版）1155年。这三部茶书被称作世界三大茶叶专著，是茶书中的经典。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到陆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羽所处的时代——唐代。唐代，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少有的几个鼎盛与繁荣时期之一。我们说一个时期的鼎盛与繁荣不是单指某一项或某几项的强盛，而是百业的兴盛。在这百业中，就包括茶业的兴盛。现在的茶叶史学家们在追溯中国茶叶历史的发展中，普遍有一个共识：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即史称——茶业兴于唐，盛于宋。
“茶，兴于唐”不是史学家们的猜想，它是由几个标志性事件构成：
一是唐代开始正式开征茶税（也称“茶政收税”），说明茶叶生产与交易已进入相当的规模；
二是边疆的茶马贸易，使茶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之一；
三是茶叶作为贡品出现，反映它的社会地位与皇家的重视程度；
四是茶学专著《茶经》的出现。它的意义在于：《茶经》不仅是一部专门论述茶事方面的专著，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昭示另一种真理：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往往都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与重要著作相联系的。《茶经》——当然也包括陆羽本人，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标志，又是这个时代的高度与深度。
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fatintheheart），后又专指物之精华（essence）。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
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
药膏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一大发明，它不仅成功地将动物与植物原始的固态形状与内含的物质分离，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浓缩性，不管是内服或是外用更方便，药性更高。
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
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我们说“茶，兴于唐”，也是以蒸青饼茶制作工艺的成熟为代表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采之”就是采茶；
“蒸之”是将采回的鲜叶用釜蒸熟；
“捣之”是将蒸熟的茶叶未凉前放入杵臼中捣烂，成为茶泥；
“拍之”是将茶泥倒入模具中加以拍击，使其紧密坚实，不留缝隙；
“焙之”是将入模的饼茶解出，用烘焙的方法将饼茶烘干，防止发霉；
“穿之”是将烘干的茶穿成一串，便于运输和计数；
“封之”则是将茶叶成品用特有的贮藏工具进行贮藏。
凡此种种，陆羽留给后人太多的谜。
《茶经》的内容丰实，是一部茶叶百科全书，它涉及生物学、栽培学、制茶学、分类学、生态学、药理学等等。《茶经》还记载了唐朝以前的神话、寓言、史籍、诗赋、传记、地理等书籍，是中国古文化的宝库。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它早于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日本的荣西禅师于1191年出版）411年，早于《茶叶全书》（美国威廉.·乌克斯编写，1935年出版）1155年。这三部茶书被称作世界三大茶叶专著，是茶书中的经典。
当然，陆羽虽然只用寥寥的十四个字就将唐代的饼茶制作工艺给予高度概括，但内中包含更深层次的工艺环节及要求却不是我们今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诠释的。
我们只知道陆羽倡导的制茶方法，对后来的两种茶产生很大影响。
一是云南的普洱茶。无论是传统的饼茶制作工艺还是今天的渥堆发酵的熟茶，我们都可寻到陆羽制茶的思路与踪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最贴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让我们再回到陆羽制茶的这十四个字。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的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不能否认的是，陆羽的发现对后人起到了极大的启示，在他去世的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竟悄然出现了。
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
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第四，茶膏一亮相，就作为贡品出现——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当时的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贡茶始于唐代。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贡两种。
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贡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第一次亮相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出水面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之后的唐代出现了“茶膏”，仍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一、发现茶膏：中国唐代初现的茶膏雏形《普洱茶膏》第一章
《普洱茶膏》第一章：古代普洱茶膏探秘之：一、发现茶膏：中国唐代初现的茶膏雏形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最初的发展中，就经常将一些植物泡水给人喝，以期达到治病的效果。这种做法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如我们今天就经常将胶股蓝、枸杞子、人参片、金银花、甘草等泡水饮用，是古代最原始的治病方法的一种延续。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它已不是古代郎中（中医师）手中的一味药材，专为病人使用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的饮品。这次变革的意义在于，茶叶一旦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而是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概念。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自汉代以后，将茶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片片嫩叶加工成形态各异、滋味不同的茶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杰出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怪异又令人敬畏的一个人。
我们说他怪异，是他一生中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他三岁成为弃婴，这就使遗弃他的家庭成了一个谜。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更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襁褓之中被养育到三岁之大才被遗弃，是生活困苦，无法养活他？还是家庭遇到了无法想象的变故，只能通过遗弃将他变相送人？
被遗弃的陆羽是被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边拾到，将其抱回寺里养育。作为弃儿，陆羽又是幸运的。本来，智积禅师对他寄予厚望，不仅为他削发，收他为徒，期望他以后能继承佛家的衣钵。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却对整日的抄经念佛，暮鼓晨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终于在11岁时逃出寺院，跑到一个戏班里学演戏，作了优伶。其实，他的长相很丑，又有严重的口吃，可是他却能扬长避短，专演“假官”（即丑角），竟获得了成功，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陆羽在他少年时拒绝智积禅师为其安排终生为僧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他认为进入佛门“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场被后人评价为佛儒两道之争的大辩论，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陆羽对未来建立家室、有妻有子，得享天伦之乐的憧憬。但事实是，他一生都未结婚。虽然这其间，他与姿色秀丽的女道士李秀兰相恋了二十年，但谁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没能终成眷属？
陆羽一生对儒学、佛学、诗赋韵律等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以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在社会各界乃至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朝廷曾两次诏拜陆羽为“太子文学”和“太常寺太祝”，但都被陆羽婉拒。以至后来研究陆羽的专家始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陆羽要两次婉辞圣命，坚决不到长安做官呢？
凡此种种，陆羽留给后人太多的谜。
正是这个留给后人太多谜团的陆羽，却在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特别是因编纂《韵海镜源》（唐代著名的文学著作）时掌握了大量资料，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
至此，《茶经》遂成定稿。公元780年，48岁的陆羽在友人的帮助下，将呕心沥血数十载的《茶经》正式刻印。第二年，唐朝的德宗皇帝召见陆羽，要他烹茶，皇帝品饮后，大加赞赏，封他为“茶圣”。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茶叶和茶文化的专著。它主要论述了茶的本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其内容详实、丰富，语言流畅简洁，篇幅极短，总共7000余字。自此，茶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历久不衰。
《茶经》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7000字。从各方面总结论述了唐以前及唐代中期的茶学。
“一之源”阐述了茶叶的产地、茶树生长特征和茶叶的功能。
“二之具”介绍采茶制茶的15种工具。
“三之造”叙述了采茶的时间和制茶工艺等。
“四之器”介绍了当时煮茶饮茶的26种器具和使用方法。
“五之煮”介绍了煮茶的方法。
“六之饮”说饮茶始于神农，闻于周公，盛于唐朝，并介绍了饮茶方法。
“七之事”介绍了一些与茶有关的人和事及文献。
“八之出”介绍了唐代产茶的八大地区。
“九之略”是说制茶煮茶的器具什么时候可以省略，什么时候不可以省略。
“十之图”是将以上九方面的内容以白绢绘成图，看起来一目了然。
《茶经》的内容丰实，是一部茶叶百科全书，它涉及生物学、栽培学、制茶学、分类学、生态学、药理学等等。《茶经》还记载了唐朝以前的神话、寓言、史籍、诗赋、传记、地理等书籍，是中国古文化的宝库。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它早于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日本的荣西禅师于1191年出版）411年，早于《茶叶全书》（美国威廉.·乌克斯编写，1935年出版）1155年。这三部茶书被称作世界三大茶叶专著，是茶书中的经典。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到陆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羽所处的时代——唐代。唐代，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少有的几个鼎盛与繁荣时期之一。我们说一个时期的鼎盛与繁荣不是单指某一项或某几项的强盛，而是百业的兴盛。在这百业中，就包括茶业的兴盛。现在的茶叶史学家们在追溯中国茶叶历史的发展中，普遍有一个共识：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即史称——茶业兴于唐，盛于宋。
“茶，兴于唐”不是史学家们的猜想，它是由几个标志性事件构成：
一是唐代开始正式开征茶税（也称“茶政收税”），说明茶叶生产与交易已进入相当的规模；
二是边疆的茶马贸易，使茶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之一；
三是茶叶作为贡品出现，反映它的社会地位与皇家的重视程度；
四是茶学专著《茶经》的出现。它的意义在于：《茶经》不仅是一部专门论述茶事方面的专著，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昭示另一种真理：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往往都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与重要著作相联系的。《茶经》——当然也包括陆羽本人，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标志，又是这个时代的高度与深度。
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fatintheheart），后又专指物之精华（essence）。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
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
药膏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一大发明，它不仅成功地将动物与植物原始的固态形状与内含的物质分离，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浓缩性，不管是内服或是外用更方便，药性更高。
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
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我们说“茶，兴于唐”，也是以蒸青饼茶制作工艺的成熟为代表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采之”就是采茶；
“蒸之”是将采回的鲜叶用釜蒸熟；
“捣之”是将蒸熟的茶叶未凉前放入杵臼中捣烂，成为茶泥；
“拍之”是将茶泥倒入模具中加以拍击，使其紧密坚实，不留缝隙；
“焙之”是将入模的饼茶解出，用烘焙的方法将饼茶烘干，防止发霉；
“穿之”是将烘干的茶穿成一串，便于运输和计数；
“封之”则是将茶叶成品用特有的贮藏工具进行贮藏。
当然，陆羽虽然只用寥寥的十四个字就将唐代的饼茶制作工艺给予高度概括，但内中包含更深层次的工艺环节及要求却不是我们今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诠释的。
我们只知道陆羽倡导的制茶方法，对后来的两种茶产生很大影响。
一是云南的普洱茶。无论是传统的饼茶制作工艺还是今天的渥堆发酵的熟茶，我们都可寻到陆羽制茶的思路与踪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最贴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让我们再回到陆羽制茶的这十四个字。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的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不能否认的是，陆羽的发现对后人起到了极大的启示，在他去世的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竟悄然出现了。
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
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第四，茶膏一亮相，就作为贡品出现——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当时的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贡茶始于唐代。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贡两种。
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贡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第一次亮相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出水面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之后的唐代出现了“茶膏”，仍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茶膏演变史(二)——宋代：茶膏的形成
宋代：茶膏的形成
宋代的品茶与赏茶，因为有皇帝和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宋代斗茶图
“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名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中间——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宋徽宗-赵佶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字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账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25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宋代制茶工艺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人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掇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其他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浑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中国茶膏博物馆—复刻版玉蝉膏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与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龙团凤饼图案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造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三十八中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茶膏演变史(三)——清代：普洱茶膏正式定名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管辖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的“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驱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概念。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了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
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清代宫廷普洱茶膏—藏于故宫博物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这与我们现代采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颇为相似，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有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英国使团马噶尔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的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其导火索为大陆媒体盛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在当年轰动一时。坊间关于普洱茶膏的说法层出不穷，其关注点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因为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据说就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万寿龙团）、饼茶与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在盛大的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悄然出现了一款冠名为“蒙顿”的普洱茶膏，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延续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结束了普洱茶膏有产品名称而没有生产企业的历史。在2006年1月6日，蒙顿又将其萃取最高品级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珍藏。当天在云南省博物馆会议厅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巨大的横幅上标有“来自云南，回馈云南”八个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茶膏自唐代到现代的发展史
茶膏自唐代到现代的发展史！作为茶中珍品，茶膏一直是茶界皇冠上的明珠，下面小编将为您介绍普洱茶膏自唐代被发现后到现代的一个发展史。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代。陆羽《茶经》中，用七个工序来总结制茶：采、蒸、捣、拍、焙、穿、封，在“蒸、捣、拍”三个工序中，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但是这种仅仅是“含膏”，外观上体现出“含膏者皱”。
2、茶膏的真正形成是在宋代。制茶业在宋代空前繁荣，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也就是通过榨取的方式提出独立的茶膏。
宋代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名茶录，比如“玉蝉膏”、“缕金耐重儿”等极品茶。
二是在龙团凤饼等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像宋徽宗赵洁的《大观茶论》的《鉴辩篇》就对此进行了描述，“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首面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歙以实”。大意就是，膏稀者，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膏稠者是好茶的代表。
3、茶膏在明代消失了，明代禁止龙团凤饼这样的紧压茶，推广散形茶，这个重大变故导致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至此，饮茶方式回归原始形态，把玩叶片，究极水的使用，开始偏离了茶的内涵，这种影响直至今天。
4、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作为边疆地带的云南，因为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和饼茶的生产，虽然没有宋代茶饼的精致，但是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伴随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最初是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茶膏工艺，借鉴了唐宋的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为“煮”，这种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
这种熬膏方式影响至今，市面上几乎都是这种方式的熬膏。从科学的角度看，熬制茶膏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一、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煮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像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开放性熬煮，大量营养物质随着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成缺失。
5、清代宫廷普洱茶膏。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此把茶膏的制作迁入皇宫内的御茶房，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代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类似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得出品的宫廷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命名。清宫廷还把茶膏差异化，形成“玉龙胜雪”、“红运当头”‘“黑珍珠”等若干品种，品质和外观差异都很大。其中，玉龙胜雪又称“普洱茶石乳”，表面呈现白霜，汤色宝石红，厚重感极强，是内含天然药物最为丰富的保健佳品，品饮和药用价值极高；红运当头是上投茶，可悬浮在水上端，极具观赏性。
今天故宫依然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清代宫廷普洱茶膏，图案文字依然清晰可见，再次验证了宫廷精品茶膏的工艺确实精湛。清代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对普洱茶膏的功效和价值大加赞赏，在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能见到很多关于普洱茶膏的描述。
随着清朝皇室的解体，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工艺也随之终止。
6、近代普洱茶膏的制作还是延续了大锅熬制茶膏的方式，中国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曾经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熬制一批茶膏，供应援藏干部。本意是熬制三吨左右，实际仅仅生产了一吨多，就停止了，因为熬制茶膏品质太差，援藏干部普遍不愿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
7、现代普洱茶膏的研究始于2002年，到2005年基本完成了对清朝宫廷普洱茶膏的破译与复原，同时，科研部门采用了当今最先进的科技生物手段，成功地从云南临沧地区的晒青毛料中分离了普洱茶后发酵所独有的菌种，采用超临界萃取、超低温干燥等工艺，初步实现了普通级普洱茶膏的规模化生产；2006年，科研部门又成功分离了思茅地区普洱茶特有的菌种，完成了普洱茶膏的极品”玉龙胜雪”的研发工作，自此，标志现代普洱茶膏的第一阶段工作的基本完成，也预示着现代普洱茶膏开始走向成熟。
唐代如何制作普洱茶膏
唐代如何制作普洱茶膏！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普洱茶膏在唐代开启
普洱茶膏在唐代开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唐代时期是怎样制作茶膏的
唐代时期是怎样制作茶膏的？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我国茶膏的几个形成史
我国茶膏的几个形成史！唐代，宋代，清代等几个朝代是主要的茶膏形成史，下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1、唐代开始制作茶膏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历史中唐代是茶膏的第一次出现
历史中唐代是茶膏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茶膏
茶生万物。除了原叶，根据工艺的不同，茶还可以变幻出各种形态。茶膏就是因茶而诞生的一种形态。近日，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偶有茶叶店有售茶膏产品，这些茶膏多为普洱茶膏，外形多被切割成小方块状，质地或硬或如胶状，遇水则化，每斤售价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业内表示，生成茶膏的方法有很多种，有大锅熬制法，低温萃取、低温干燥法，不同的制作方法决定了茶膏的品质。由于目前茶膏市场良莠不齐的现状，建议消费者还是谨慎购买。
历史：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清
茶膏，最早出现在唐代，并以民贡的方式出现。茶膏最早是指茶叶膏化。陆羽就曾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但是，这种“膏化”现象并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仅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膏”。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到了明清时期，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鉴别：看外形、观汤色、品滋味
据了解，通过工艺，如低温恒温、仿真自然条件，以优质水源为媒介提取的茶膏提取率高达10%，这也意味着工艺到位的茶膏在纯度和质量上比茶叶鲜叶更有保证。但提炼工艺缺失的茶膏其品质却良莠不齐。因此，消费者在购买茶膏时一定要细心甄别。
据称，在购买茶膏时首先要看茶膏的外形。如果茶膏表面呈现灰色，多为变质的表现。其次，看汤色。茶膏冲泡后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品质也较好；反之，汤色混浊，发暗，并带有大量沉淀物和悬浮物，则其品质不佳，不适合饮用。再者，好的茶膏因内含物质多，醇度较高、滑感甚佳、回甘持久，并带有轻微的沉香。
此外，消费者不要轻信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所谓高年份“老茶膏”，因为保存了大几十年的“老茶膏”即使存在，其内含的营养物质也丧失殆尽，基本没有任何品饮价值。
品饮：冲饮法、煮饮法、调饮法
茶膏虽然不是茶叶鲜叶，但品饮方法与茶叶类似，常见的方法有冲饮法、煮饮法，以及调饮法。其中，冲饮法为：先将茶膏倒入玻璃杯中，注入沸水冲泡，观色，闻香后即可品饮。一般而言，1克茶膏能冲泡500毫升的水，但茶膏在水中的溶解不是一次完成的，其溶解的过程可能是数次，因此待茶汤饱和后，可导出茶汤，冲入沸水后再进行溶解、品饮。
此外，茶膏也可以用于调饮，方法与红茶调饮类似。多是在茶膏冲泡，或者蒸煮的基础上，在茶汤中加入花草，或者桂圆、红枣等，以丰富茶膏茶汤的滋味。
但记者亲身体验发现，茶膏是高纯度的茶叶精华，因此其对冲泡水质的要求也比较高，若能用纯净水，或者是弱碱性的矿泉水冲泡最佳，其口感也将更醇和。此外，记者通过对比发现，品质不同的茶膏其冲泡出来的汤水醇度差距很大。品质稍差的茶膏汤水轻飘，水味偏重，不如茶叶汤水厚重。
普洱茶膏探秘一:普洱茶膏的产生
编者按：陈杰老师的《拾起悠远的记忆----普洱茶膏探秘》一文在文献梳理考证和实物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展示了茶膏由唐至清起落浮沉的历史，尤其从实验和工艺制作的角度考辨了清代“宫廷普洱茶膏”的来龙去脉，并在厘清茶膏发展史的基础上，论及现代茶膏的特点及鉴别，实为现代茶膏行业的奠基之作，对现代茶膏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陈杰《普洱茶膏——一种被遗忘的养生文化》一书。
普洱茶膏作为云南普洱茶五大系列品种(即普洱团茶、普洱饼茶、普洱沱茶、普洱砖茶、普洱茶膏)之一，有着上千年的生产历史。
与普洱茶前四个系列品种(团、饼、沱、砖)不同，普洱茶膏从诞生之始，就始终深居一隅，笼罩着一种神秘光环，极少被外界所知。即使在当今，云南普洱茶大红大紫之时，各种关于普洱茶的专著与文章层出不穷，可谓“泛滥成灾”。但仔细研读发现，关于普洱茶膏的介绍极为罕见，即使有，也只局限陈述古人的话语，对其产生、演变、特性、工艺及生产等缺乏必要的了解与剖析，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空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普洱茶中的团、饼、沱、砖四种茶品,从一出现到现在，同属于“雅俗共赏”的茶品，即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乃至普通百姓，都可品尝品质不同的茶品，而唯有普洱茶膏不同，则是“非雅不能赏”，是皇家的专属贡品，非平民百姓所能得到。它不仅具有特殊的营养功能，同时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没有普洱茶膏的普洱茶家族，是不完整的。而且，普洱茶膏也是普洱茶家族中最高贵的成员。
我们从现今能够查阅的历史资料证明，普洱茶膏的名称是与普洱茶同时定名的。即1729年(雍正七年)。当时，清朝皇室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统管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样就使在普洱府地区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因此茶叶史专家们认为，普洱茶名称是以地方名称定名的。也就在这一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普洱茶团、普洱女儿茶及茶膏，进贡朝廷做为贡品。这里指的茶膏就是普洱茶膏。由此可见，在1729年之前，即普洱茶及普洱茶膏正式确定名称之前，普洱茶及普洱茶膏就已经存在，否则，清朝皇帝不会在圣旨中明确点明。
一、普洱茶膏的产生
其实，只要注意中国茶叶发展历史，尤其是制茶工艺演化历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鉴唐朝与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续。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洲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洲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象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先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洲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亇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绞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嗄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风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独有情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的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迷。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溫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官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消声匿迹。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看了本文《茶膏演变史（一）——唐代已初现茶膏雏形》的内容不知道对你是否有所帮助，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点击茶经网cy316.com的“普洱茶膏制作”专题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