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羡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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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茶始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衰于民国，复兴于今，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如何呢?它在唐代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呢?
据了解，尤其是在唐代，阳羡茶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庭定为贡茶。据考证，唐人用茶与今人不同。唐人吃的是饼团茶，用茶时，先把饼团茶碾成茶粉，入开水锅烹煮，汤中加盐，调成咸味。皇宫贵族在烹茶时还要加点胡椒粉等调料，增加香味。煮成后舀入碗内，连汤带茶粉一同吃下，谓之“吃茶”。
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阳羡茶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物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综上所述，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十分繁荣，而且随着发展，它在宋代的发展也十分顺利，据了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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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壶闲话阳羡茶
宜兴红茶
宜兴古称阳羡，其南部山区多产茶叶，是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之一。焙制后的成品茶条形紧直锋妙，色翠显毫。沏泡后，汤色清澈，叶底匀整，清香淡雅，滋味鲜醇，回味甘甜，沁人肺腑。
据史载，早在汉朝便有阳羡买茶和汉王到宜兴茗岭课堂艺茶的记载，这表明宜兴早在两千多年前已开始招收学童，传授茶叶生产技术了。到了三国孙吴时代，宜兴所产国山茶便已名传江南。至唐代，茶圣陆羽为撰写《茶经》，曾在阳羡南部山区作了长时间的考察，认为阳羡茶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并认为其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由于陆羽的推荐，阳羡茶名扬全国，声喧一时，并被纳为贡茶，上供朝廷。
宜兴红茶
据史籍记载，唐肃宗年间，自常州刺史李栖筠开始，每到产茶季节，常州、湖州两地刺史便汇集于宜兴茶区，朝廷特派的茶吏、专使、太监于此设贡茶院，茶舍、专司监制、品尝和鉴定之职。采摘下来的嫩茶焙炒好，要分五批通过驿道，快马日夜兼程，赶送京城，务必赶上朝廷的清明宴，谓之急程茶。当时诗人李郢的诗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便是真实的写照。
宜兴阳羡茶不仅得到朝廷帝王的赏识，也倍受历代名士的盛赞。唐代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杜牧等均曾为紫笋茶吟诗作赋。诗人卢仝更留下了闻道薪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宋代苏东坡在耳根洗尽功名话以后，更是爱上了阳羡香茶、甘泉、紫砂壶，卜居阳羡，写下了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名句。蒸之馥之香胜梅的阳羡唐贡茶，不仅名满海内，还饮誉海外，公元八世纪日本奈良时代，还远销东瀛，被视作珍品。
紫砂壶与阳羡茶
宜兴作为我国着名的陶瓷和茶叶产地，是秀山丽水孕育阳羡茶醉人的馨香．是山川灵气赋予紫砂壶鲜活的生命。
浩瀚太湖之滨，逶迤天目余脉，峰峦叠嶂，界坞连绵．晴日烟云缭绕，阴天岚雾朦胧。早在唐朝，宜兴的茶叶就列为贡品，茶圣陆羽就品为芬芳冠世产，可以供上方。其时，每年采制万两阳羡茶进贡，朝廷还派茶吏太监来宜兴设立贡茶院，专管督茶、品尝和鉴定等事宜。首批贡茶要赶上皇帝祭祖的清明宴，限令清明前送到长安．当地称为急程茶。有诗为证：驿马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里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旧时．一过农历二月十二。山里的茶农要半夜起床，披红戴花，举着灯笼火把，敲锣打鼓，到茶园，据说是催茶绽芽，让姑娘们采摘带露的芽尖，一斤鲜叶，万朵茶芽。唐代诗人张籍曾作过这样的描述：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佳人摘，寻常触露行。因为茶芽色紫而形似笋，所以，阳羡贡茶又称紫笋。炒制茶叶时，金沙泉边的茶灶一个连着一个，灶火昼夜不息，茶香飘溢．馥郁如梅。杜牧在《茶山》诗中说：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泉嫩黄金涌，芽香紫壁裁。拜章朝沃日，轻骑疾奔雷。这就是阳羡茶的分量与魅力。
如今，宜兴茶园面积已有6万余亩，年产量5千余吨，而且品质优良，屡屡获奖。从垂柳初绿，到层林尽染，都有茶采，所以，人称宜兴是茶的绿洲。
阳羡茶之盛，使当地陶器业主具备了茶的知识，在陶瓷与茶文化的结合之中派生出陶中瑰宝紫砂壶，并逐渐成为嗜茶者推崇的理想茶具。犹记得．亭台楼阁把一壶香茗凝露。经紫砂壶沏泡的茶汤，色正味醇，沁人心脾。正如日本人奥兰田所说：自沏茶之法兴，阳羡砂壶始名于天下。并且争购竟求，不惜白金、二百金．必获而百己。明代李渔也言：茗注莫妙于砂．壶之者又莫过于阳羡．较茶必用宜壶。他称颂宜兴紫砂壶是最理想的茶器。为什么紫砂壶从古到今受到人们的珍视?是因为紫砂壶既是茶馆必用．农家必备的生活日用品，又是上层社会文人雅士宴饮斗茶的名贵之物。李可染先生曾赞美紫砂壶别出心裁。意在神韵。
紫砂壶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既重于工艺，又重茶理。壶体有高矮之分，容重有大小之别。壶高而口敛者，容量大，宜沏红茶．更觉浓香蕴籍；壶矮而口敞者。容量小，适泡绿茶．汤色青翠而味甘醇。
让我们选一把上好的紫砂壶，冲一壶阳羡茶，当汤熟香溢之时，斟来慢慢享用，品味古今，满口留香，岂不乐哉!
阳羡雪芽茶史追溯
东汉末年，就已有宜兴生产茶叶的记载。唐代，宜兴以产"阳羡茶"进贡著名。唐肃宗年间，常州刺史（旧宜兴属常州）李栖筠到宜兴，有个和尚送来"阳羡茶"，李栖筠会集宾客品饮。茶叶权威陆羽认为阳羡茶"芬芳冠世"可以上贡给皇帝，于是阳羡茶被列为贡品。在陆羽的《茶经》中还记载："常州义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可见唐代阳羡茶之盛名。
宋代，宜兴茶叶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大文豪苏东坡留下了"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诗句。
茗鼎1984年，无锡市茶叶研究所和宜兴市林副业局，根据历史传说，重新定型工艺，联合成功研制了“阳羡雪芽”茗茶。
宋代，宜兴茶叶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大文豪苏东坡留下了"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诗句。
茶诗为证
次韵完夫再赠之什
宋苏轼
柳絮飞时笋箨斑，风流二老对开关。
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
竹簟凉风眠昼永，玉堂制草落人间。
应容缓急烦闾里，桑柘聊同十亩闲。
饮阳羡茶
明吴宽
今年阳羡山中品，此日倾来始满瓯。
谷雨向前知苦雨，麦秋以后欲迎秋。
莫夸酒醴清还浊，试看旗枪沉浮载。
自得山人传妙诀，一时风味压南州。
题茶山
杜牧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
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涧渡喧虺。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唐·卢仝）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坠在巅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名茶鉴赏
"阳羡茶"以汤清、芳香、味醇的特点而誉满全国。阳羡雪芽采摘细嫩，制作精细，外形纤细挺秀，色绿润，银毫显露，香气清鲜幽雅，滋味浓厚清鲜，汤色清澈明亮，叶底幼嫩，色绿黄亮。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唐代宫廷茶俗的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唐代茶政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唐代茶叶生产的历史发展
⑴唐代茶叶产地
自唐代始，茶叶的产地快速增加，到中唐时期最为兴盛。正如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的: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开元、天宝之间，即公元713-756年，至德、大历间，即公元756-779年。建中即公元780-783年。陆羽《茶经》中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
⑵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生产的大发展，反映出消费的需求在增大，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说明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嗜茶成俗，而西北及原地区不产茶，因而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茶叶的利润很可观，引发了许多人都来种茶卖茶。《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全国在此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都证明了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
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制作技术和品质的大幅提高。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突出表明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唐代晚期，我国茶叶南北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记载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一则典型事例。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有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在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在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便拿出来一一指给使者看，这其中就有寿州、顾渚、蕲门、昌明、湖等地所产的许多名茶。
自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大行于西北塞外，因此，当地的牧民便驱赶着良种骏马，到内地来进行茶叶交换。后来又通过使者和商人，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交易。
由于茶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及贡茶制度的促动，各地茶叶生产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品、名品不断出现，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名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在唐至五代的茶叶专着和文学作品中，对唐代的茶叶名品也多有记录和描写，据有关资料统计，唐代生产的主要茶叶名品约有150多种。
紫笋和阳羡的独步天下的时代
隋朝的历史不长，茶史资料也不多，但其统一南北和大运河的开掘，为我国茶业在唐朝的蓬勃发展，还是有重大贡献的。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朝开元年间，北方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夜不夕食，唯许喝茶，由是北方饮茶随禅教的传播也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邹、齐、沧、棣渐至京邑，相效成俗。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还较南方为多，所以北方饮茶的风起，这就如有些记载形容那样，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也直接促进了我国茶叶贸易和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
在六朝以前，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如上所说，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宜兴、长兴和乌程等处。这当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加《异苑》所说，剡县（今浙江嵊县）有人好饮茶茗；《永嘉图经》讲到永嘉有白茶山，反映晋和南朝时，饮茶和茶业已一直扩展到了浙江沿海，这时太湖地区种茶，自然不会只局限湖西一隅的。这从唐朝陆羽《茶经》中，也多少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如《茶经八之出》中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从这一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在南朝以前，除西部的湖州、常州而外，东部的杭州和苏州，大致也已产茶，因为这些地方种茶，绝不可能适巧是陆羽撰写《茶经》时才开始的。
太湖地区茶业在唐朝的较大发展，除上述北方饮茶的盛起和运河的贯通等社会、交通原因外，陆羽的倡导和宣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陆羽是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嗜茶而精于茶道，在安史乱离时，曾辗转隐在浙西，在苏州、湖州、余杭生活长达几十年时间，遍游了整个太湖地区和二浙各地的名城大山，除《茶经》以外，他还撰写了《顾渚山记》和《水品》等多种茶叶专著，从而使我国茶叶的饮、制和太湖地区的茶业，达一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说：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渝蔬而啜者无异也；煮茶必须和盐、姜等调料混烹，啜茶就和喝菜汤一样。自《茶经》问世以后，如封演所记：对茶叶的功效，煎茶炙茶的方法都作了论说，特别是其设计的一套茶具，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陆羽对于太湖地区茶业的贡献，不保在茶叶饮、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主要还是通过其有关著作的介绍，进一步提高了这一地区名茶和名水的知名度。
如宜兴和乌程的茶叶，在南北朝时虽就有好茗、御荈的记载，但真正名噪全国和设焙作贡，还是陆羽举和宣传的结果。关于这点，在宜兴重修茶舍的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宜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这就把唐朝湖州和常州贡茶的由来，讲得很清楚了。开始，这里的茶叶没有什么名称，入贡以后，长兴顾渚所产的茶叶，称之为顾渚紫笋或湖州紫笋；宜兴的贡茶，为别于长兴，以宜兴汉时的旧名，称为阳羡紫笋或迳称阳羡茶。如唐人张文规诗：凤辇录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卢仝诗句则有：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等等。当时歌咏紫笋和阳羡茶的诗篇还有很多，余不一一。关于湖常2州的贡茶，据《石柱记笺释》按语称：大历五年（770），始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迷即是说，在李栖筠试进这一带茶叶以后，便以为定制，至大历五年，正式建立了贡茶院，不但贡茶，连同附近的泉水，也用银瓶封装随茶一则进御。起宽妆贡额的数字不大，至大历时，湖州还只岁贡一万串，后来逐年增加，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至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湖州一地的贡额，便高达到18400斤。而且，在贞元后，对贡茶的规定和要求，也愈来愈苛刻。如贞元五年（789）后，正式规定第一批贡茶，要在每年清时前赶送到京，以便祭祀之用。对此，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有专门描说：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石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时宴。因为这样，所以当时也把贡茶称为急程茶。
贡茶对于百姓和当地的地方长官，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袁高刺湖州时，就呈诗极言其弊。他在诗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悲天悯人之句：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甿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等等。对于地方官来说，压来也很大。每年立春后45日，就要进山督造，一直到谷雨结束，都要留在贡焙负责检查。据记载，开成三年（838），裴充做湖州刺史时，就因贡不如法被割了职。所以，贡茶对群众和州官，实际上都是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差事。不过，从茶业的角度来看，它对太湖地区茶业的发展，又无疑是有较大促进和推动的。首先以贡焙周围的种茶情况来讲，在过去和入贡初期，如皇甫曾《送陆鸿浙山人采茶归》诗中所反映：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一带有茶，但好茶和茶多的地方，还在山的深处。但是，至唐朝后期，如诗僧无可的诗句所吟：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在湖州和宜兴的航线通道上，绿茗盖春山，一路就都是茶山景色了。这一地区贡茶以后，茶园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因为贡额的逐年增加，因贡茶需要不得不每年进行一些扩种；再是一些地主庄园，在这里茶叶闻名以后，相率发展种茶，有的甚至专门到这一带购山置地种植茶树。如晚唐名士陆龟蒙，他的庄园在老家甫里（今上海松江境内），因为嗜茶，就特地在湖州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等，建立过一个私人茶园。这样，官焙连私园，结果就出现了皎然笔下的这样顾渚茶乡诗境：鶗鴂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香（）罥春衣。
唐中期以后太湖西部茶业这种以贡焙为中心的突出发展，无疑影响和带动整个太湖地区茶业的较大发展。这先从产地来说，在唐朝中后期，除上面《茶经》提及的地点之外，在文献中新见的茶叶产地，还有杭州的余杭，常州的金坛、无锡；润州的丹阳，湖州的武康、安吉等县；也即是说，在唐朝中后期，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除长江沿岸少量山地不见记载外，基本上已达到和现在大致相差不多的范围。自然，其时的茶园面积，除贡焙以外，多数如杜牧讲到的茅山茶园情况那样：十亩山田近石涵，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10亩山庄，又种桑种其他东西，其茶园面积是不能和现在的规模相比的。再以制茶来说，如袁高在《茶山诗》中所吟：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而且其时对原料的采摘、选拣和蒸、焙加工，也无不能达到了至精至好的程度。这是贡茶情况，一般地方的制茶，当然不可能这样讲究，但其对太湖影响的。
不仅陆羽的茶叶著作，其所撰写的《水品》一类第水质的书籍，对太湖地区饮茶和茶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及的陆羽第名水20，其中属太湖地区的就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丹阳观音寺水第十一和吴松江水第十六等处。关于张又新陆羽第水20的说法，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北宋欧阳修就提出过可能是张的伪托。不过，从唐朝的其他文献来看，陆羽习惯每到一地，都选用好水煮茶，并且也确实撰写过《水品》一书。如前所说，陆羽隐居和侨寓太湖地区数十年，对太湖地区各地水质进行一些比较和平述，是完全可能因此也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大家对煮茶用水不讲究，经陆羽一提倡以后，名泉名水也就贵重起来；不仅附近居民，百里以外人家的煮茶用水，也往往桶装瓶贮，竞以名水为尚。以无锡惠泉为例，在当时曾被之为人间灵液，相传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一时文人墨客，不知留下了多少赞诗。如：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野客偷煎茗，山僧借净床；黄昏飞尽白蝙蝠，茶火数星山寂然；不仅一些游客和居民就泉烹茶，不分昼夜，流连忘返，甚至有的远在长安做官的，还要人专门从无锡带石泉水去煮茶。无锡惠山本不产茶，这时也随之种起了茶叶。
中唐以后，随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较大发展，又因兼运河水浮陆转之便，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也发展了起来。在一些主要产茶之区，如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绝句》所描绘：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起岂无限，一双飞去却回头；反映在茶山脚下，由茶叶贸易而产生的草市，已出现酒楼等带有固定的集镇性质。而且还应指出，这种由茶叶贸易而起的集市，不只限于茶叶产区，也出现在运输茶叶舟车停息的途中。如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中所示：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也栅集茶墙；描写的即茶船往返停驻的水陆码头，着表明太湖地区唐朝茶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也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