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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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本土不产茶叶，所需茶叶全部靠进口。19世纪以前，北美主要从英国转进中国茶叶。到了1770年代，觉醒了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掌握进口中国茶的主动权，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激烈斗争，并发展成争取独立的一项中心内容。1773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并颁布《茶叶法》，除加征殖民地茶叶税外，还欲独占北美13州的茶叶输入权。消息传开，激怒了北美人民的反抗情绪，纷纷奋起抗争。
1773年9月，英国政府支持把50万磅茶叶从伦敦运往北美。当英国船队驶进北美波士顿港口后，愤怒的当地群众警告对方不得卸货，必须原船返回。12月16日，当地群众要求遭到无理拒绝后，忍无可忍的人们登上英国装茶叶的船，打开船舱，劈开木箱，把342箱茶叶统统倒入大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波士顿倒茶事件”。它成了一根导火索，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后来称“这一事件为意义最为深远的运动”。10年后，美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迫使英国政府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
1903年，我国清末著名改良家梁启超在美国参观“波士顿倒茶事件”遗址后，不禁感慨良多，赋诗一首，曰：“雀舌入海鹰起陆，铜表摩裟一美谈。猛忆故乡百年恨，鸦烟烟满白鹅潭。”（原题《雀舌入海鹰起陆——茶与美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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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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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等纷纷横渡大西洋，踏上北美洲，建立起殖民地。英国人是从17世纪开始大规模移居北美洲的。到了18世纪前半期，形成了13个英属殖民地。来自英国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母国的饮茶习惯，而且开始经营茶叶贸易。由于茶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英国政府因此而将茶叶视为重要的税源。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汤姆逊税法》，决定在北美各港口对众多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进行征税，其中包括茶叶。该税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激烈反抗。1770年，英国议会被迫废除《汤姆逊税法》，但保留对进口茶叶征税。结果导致茶叶走私的猖獗，大量茶叶从荷兰被偷运到北美殖民地。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先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然后由英国或北美的中间商转运到北美殖民地，并向政府交纳高额税收。而在全球茶叶贸易的竞争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劲敌是荷兰人。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库存的茶叶大量积压。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允许东印度公司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销售茶叶，并对每磅茶叶仅征收3便士的进口税。《茶叶法》出台的目的，是要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销售价格，从而击败来自荷兰的茶叶。按理说，《茶叶法》可以使北美殖民地人民享受到更加便宜的茶叶。但北美殖民地人民却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茶叶销售为开端，进而逐步垄断其他商品在北美的销售;更加重要的是，英国议会通过诱使殖民地人民接受《茶叶法》，进而接受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和征税权。
这样，《茶叶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纽约、费城等地民众建立起“自由之子社”之类的组织，以抵制从英国进口的茶叶。这些组织还宣布：任何参与或协助运输、销售东印度公司茶叶的人都是“自由的敌人”。波士顿等地的妇女则宣誓，坚决拒绝饮用茶叶。各地严禁茶叶，即使是想购买一点用作药物，也需要得到“自由之子社”的批准。根据保存下来的一份档案，一位妇女“由于年迈体弱”而获准“购买1磅武夷茶”。当时纽约的一个商人甚至写道：“人们宁愿购买毒药，也不愿购买茶叶。”无辜的中国茶叶，简直成了英国政府的替罪羊。
1773年12月16日夜，一群波士顿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所载茶叶全部倾入海中，使波士顿港成了“茶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他城市的民众纷纷仿效波士顿的做法，或拒绝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上岸，或焚毁船上的茶叶，从而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波士顿倾茶事件，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这样，在太平洋的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来自太平洋西海岸的茶叶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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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战争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5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茶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儿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英法之间为了茶叶，甚至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间谍战。1662年，英国皇室为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妃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举办了一场传统欧洲宫廷婚礼。在这场豪华的婚宴上，凯瑟琳公主婉拒了宾客奉上的各种名酒，举起一杯红色的汁液向全场致意。这个举动引起了法国皇后的好奇，她派出特工潜入英国皇宫，查明这种红色汁液实际是由一种来自中国的植物冲泡，而这种植物被称为cha。不幸的是，这名特工想盗取一些红茶的时候被英国皇家侍卫擒获，并很快被处死，成为当时重要的外交纷争。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
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被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寻找最优良的茶叶品种。福钧这趟旅行的成果，就是从中国最好的茶区挑选了2000多株上等茶苗、8个一流的制茶师和大量的制茶工具，并把他们安全地运送到了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种植园，这就为后来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在西方市场取代中国茶叶做好了准备。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明朝的茶叶战争
曾经是政治性商品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限饮，就是扼制生理需求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用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马交易下的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棉布和丝绸曾经是唐代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
茶叶，无疑更适合承担这个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茶与鸦片的战争
英国为买中国茶支付上亿白银
茶与鸦片的战争
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
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著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page_break]
封闭的茶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
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
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page_break]
茶党的余波
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
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具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
《茶叶战争》一杯茶里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这个颇富争议的词是1840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生造出来的（卜正民等《鸦片政权》），因此，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贸易战争（中国学者郑观应《盛世危言》亦然）；还有学者视其为白银战争（弗兰克《白银资本》、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等等。周重林和太俊林则称其为茶叶战争。
茶叶、鸦片与白银周重林和太俊林所着的《茶叶战争》检讨了我们习焉不察却又至为关键的一些历史细节，重在讨论近代历史中的茶叶和饮茶的文化意味和历史关系，它的旨趣是，透过一杯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衰败的王朝，收获的也不只是那些廉价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么样到了手中，又是怎么丢失的。所谓的全球化，在那个时间里，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茶叶、鸦片与白银这三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最大主题，由于欧洲（后来还有美国）大量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他们都没有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而且中国喜欢用白银交易，白银因此都纷纷流入中国，造成欧洲各国的严重入超。这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中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于是从印度购入鸦片走私到中国，这才扭转了由中国说了算的世界贸易格局。
从上述三角贸易关系可见，茶叶在其中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一判断的依据，可以从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变化中看出来：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首次颁布鸦片禁令，又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禁种鸦片，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一再禁止鸦片入口，但屡禁不止，中国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往英国，造成清朝银贵钱贱的局面，中国只好用传统的以茶制夷的策略对付英国，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到达广州禁烟，与英国的贸易需求冲突，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要用鸦片来换得中国的大把白银才买得起茶叶，所以英国不惜付诸武力，目的就是保证继续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向中国购买茶叶，否则它就没有东西可以挣银子来买中国的茶叶了。
茶叶创造了英国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中英《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被中国拒绝，两年后，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提出全面修改中美《望厦条约》，仍被中国拒绝，英国再次以武力开道，法国后来加入，结果是中国再次惨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了。
此后，中国的国产鸦片逐渐增多，到光绪八年（1882年）已经完全满足国内需要，甚至还有部分出口（到缅甸等地），而英国则在同一时期自己种出了茶叶，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属印度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还开始反过来向西藏倾销茶叶，这时候，英国禁止鸦片贸易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这是一场茶叶战争。讽刺的是，在英国大肆走私、中国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太常寺少卿许乃济（1777-1839）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弛禁鸦片、种植罂粟，却被皇帝和高官痛批，而在中国被迫鸦片贸易合法化之时，英国却在国内立法禁烟。
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麦克法兰《绿色黄金(1737.60,32.00,1.88%)》、周宁《鸦片帝国》），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他们可以漂洋过海打过来（西北内陆也有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中国也可以漂洋过海打过去，要求英国开放市场全面接纳中国国产的鸦片。可是，中国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打不过人家。
以茶读史：理解历史的新视角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想关起门来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许，没有办法，中国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这杆传统大旗，可是这次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内陆民族，传统的良策在此时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竟然还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线，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钧（RorbertFortune,1813-1880）在1850年代从中国盗去茶种、茶苗，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茶成功。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但这条路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以道德之名谴责这一场战争。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对于弱者来说，那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的谴责，又何尝不是可怜巴巴的申诉？这其实是李鸿章（1823-1901）在光绪七年（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现象：对于这一场战争，中国从道德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鸦片政权》）。蓝诗玲发现，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色彩；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茶叶战争》让人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缘由与意义，因为那段以茶叶为主角的故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小到你我的具体生活状况，都与此关系不小；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历史就活在我们记忆、选择、解读、讲述它们的过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为与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当然，《茶叶战争》没有直接回答、涉及这些问题，但它让人反省，对于那段历史，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辱骂和恐吓。
以茶读史，是一个具体而可以触摸的策略与路径。
历史上晋商茶叶战争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五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诱发全球茶叶贸易战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引发中英鸦片战争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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