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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明]“日本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一、“亚洲海都” 堺市的概况
堺市素有“亚洲海都”之称，是一个建于14世纪后期日本南北朝动乱时期的国家贸易港城市。据考古发掘，中世纪至近代的堺市遗址（代号为SKT-）是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环濠城池，地处沙丘之上，自然排水性能好，抗震能力也比较强。堺市距离当时的国都京都较近，加上对面与淡路岛相望，港湾的两个入口处都是海峡，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作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城市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从1596年庆长伏见大地震层到1615年大阪夏季之战火灾烧土层是“亚洲海都”堺市的全盛时期。
二、“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堺市茶文化是日本茶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和贸易形式、历史变迁、禅宗僧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对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概观。一般来说，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因南北朝战乱而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禅宗僧侣从京都移居到堺市。在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海会禅寺（建于1332年）等禅宗寺院频繁地举行禅院茶礼是这一阶段堺市茶文化的主要特征。
15世纪的后50年是堺市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受到了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来堺市避难的达官贵人和禅僧的影响。在堺市海商借1469年遣明船的首次入港和1476年承包遣明船贸易之机开辟了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之后，堺市海商便获得了直接从宁波吸收中国茶文化的机会。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之后，中国的民间贸易船来堺市港贸易，同时也给堺市带来了中国的茶文化。这一阶段是堺市大茶人武野绍鸥、津田宗伯和北向道陈为代表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1580年代前期到千利休、丰臣秀吉死亡的1591、1598年。在这一阶段，使用天目茶碗的禅院茶礼已日趋消亡，把茶碗置于榻榻米之上的“近世茶汤”的形式开始萌芽。引领“近世茶汤形式”①发展的大茶人是千利休、山上宗二、今井宗久等有政治靠山的商人。
第四阶段是集文化之大成的“近世茶汤形式”得以确立的阶段。1596年到1615年是堺市作为国际贸易都市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堺市茶文化的主角不是诸侯茶人古田织部，而是堺市的被称为“堺众茶人”的富商茶人和被称作“堺町人茶人”的小商人茶人。
这一时期有三种形式的茶室。一种是大茶人和“堺众茶人”所喜欢的草庵茶室，另一种是“堺町人茶人”的“三阶藏茶室” ②。第三种就是和“三阶藏茶室”相连接的书院茶室。堺市的草庵茶室和“三阶藏茶室”的样子，我们可以从1605年绘制的《堺住吉祭礼图屏风》窥知一二。
1577年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格里斯在他的《日本教会史》中，对堺市的被称作“市中之山居”的草庵茶室有所描述。文中所描述的“草庵茶室”、“市中之山居”以及“侘”或“寂”的理念，应是从宁波通过堺市海商传入日本的中国茶文化。
堺市的草庵茶室的源头在宁波。绘有草庵茶室的绘画，主要的有元代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林榭煎茶图卷》以及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和《品茶图》。
这一时期的堺市茶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抹茶法，一种是煎茶法。据《南方录》记载，大德寺第117世古溪宗陈禅师曾向千利休提议能否进行“茶汤形式”的煎茶法。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过仿宜兴窑的备前茶注2个、福建广东窑的茶注1个和景德镇窑的小碗，为我们了解堺市的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堺市的“茶汤形式”的煎茶法，作为“风炉饰” ③或“炉坛饰” ④的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第五阶段是日本为了避免中国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的影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1630年代。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的情况，可由描绘有抹茶制茶法的1630年代前期的《画屏风》（堺市小谷城乡土馆所藏）见其一斑。《画屏风》是祖籍京都相乐郡，后移居金泽的中黑家作为嫁妆而传到堺市南区丰田的小谷家的。
三、遣明船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
1465年从日本出发的遣明船于1468年到达宁波。返程为避应仁之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1469年绕道经土佐（8月13日到达），首次驶入堺市港停泊。此后，1476年、1483年、1506年？、1520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都是通过这条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驶往宁波的。
1469年以前，遣明船的经营实权是掌握在博多海商和大内氏手中的。自从1469年遣明船第一次进入堺市港以后，遣明船的经营权便为堺市海商和细川氏所掌握。1476年4月11日从堺市港出航的三艘遣明船于1477年到达宁波，并于1478年返回堺市港。承包这三艘遣明船的是堺市海商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以及和泉海商小岛林太郎左卫门尉等人。乘1483年的遣明船前往中国的金子西，于1485年坐民间贸易的商船回到堺市。此外，还有从中国回来的民间贸易船于1485年的5月15日和8月9日返回日本的记录（《蔗轩日录》）。
《蔗轩日录》中也有关于宁波府的记录。
1486年3月14日条:“……宁波府南门金湜家有日本等扬所画《三笑图》、《商山四皓图》，壁之左右挂之。”
1486年4月26日条:“……金子西至。宁波府者，古之鄞也。鄞江，浙江。猪肉之内，重其头。日本人‘ブタ’ト云也。”
1486年6月2条:“……宁波府南门金湜（集曰《皇华》），以诗鸣天下。以文鸣者，洪大人也（在宁波府也）。昏招梅侍者，料理子西事。”
1486年7月6日条:“……话及了庵之语、唐人作之事，宁波府之大人作之云云……”
在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以后，明朝的核心贸易国由琉球国转向了台湾。在堺市SKT3遗址出土的16世纪后期的“三阶藏茶室”墙基砖上刻画着海禁解除后来堺市的两艘中国船的形状。
四、甬堺之间的贸易商品
如前所述，宁波和堺市之间的遣明船贸易始于1469年。在此之前，博多海商进口的是龙泉窑的青瓷，但是，堺市海商掌握了遣明船贸易权以后，便转而开始进口景德镇的青花。1483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于1484年抵达宁波，1486年7月4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回到堺市港。船上所载贸易商品，见于堺市临济宗东福寺派海会禅寺的季弘大叔禅师于1484年至1486年所记日记《蔗轩日录》。兹摘数则如下。
1486年正月8日:“……，皈舟多载医昏云云，圣徒（明麟）之塔……”
1486年7月9日:“……寅上主投以唐纸、唐笔、唐墨，可喜可喜。精公投以火筋一双云。……紫色北绢一端半、四角之墨一挺、笔三管之内一挺。”
1486年7月12日:“……，东归墨一挺、鍮盏子十枚、达公墨。”
1486年7月13日:“……，是药屋五郎次郎送以北绢一端（色黄）、大茶碗皿二十个。”
被禁止从宁波运往堺市的商品之中应该是有茶叶和茶树的。当时，茶叶是贵重物品。
《蔗轩日录》1485年2月29日条有“以茶二十包为赠与”、“又送抹茶一器于仁木次郎殿”的记载。根据《大乘院寺社杂记》的记载，日本濑户内海沿岸运往宁波的主要是铜、硫磺等物资。
以长崎为贸易港的《河盛家世界地图屏风》（绘制年代为1591至1615年之间）上，明代的贸易港被标记为“南京”、“福州”、“障（漳）州”和“天川”(即澳门港——译者注)。笔者认为，地图上所标记的“南京”应为明代帝都之名，其贸易港应是宁波。屏风上有以下题字:
大明国之内，南京，此国ヨリ白丝、纶子、缩缅、纱绫、缎子，色色卷物、染付皿碗、ついしゅくり、花入、万手之□物并药种书籍出。日本ヨリ铜药鑵水风□渡也。
文中所说的“染付碗皿”指景德镇窑产青花瓷器，是作为的果盘或“怀石料理”器皿用的。堺市海商从景德镇购入瓷器时，是整窑整窑地购买的。堺市出土的景德镇窑白瓷垫饼为我们提供了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根据。
屏风上还记有从漳州月港出口的物资。其文曰:
障州…白砂糖、黑砂糖、皿、茶碗之手之恶物出。
所谓“皿、茶碗手之恶物”，即漳州窑系的陶瓷。由此可见，制作用的点心所使用的砂糖和怀石料理用的器皿、闻香用的香盒、点心盘、插花器等漳州窑陶瓷曾是堺市进口的主要商品。还必须一提的是，堺市海商伊势屋在1592年就获得了丰臣秀吉的朱印船贸易的许可。
五、甬堺之间的禅林组织网络
中日两国的海商之所以要归依禅寺，是为了通过中日禅林的组织网络获得有关国际信息和国际信誉。
众所周知，宁波是中国的“东南佛国”， 而堺市在日本则有“泉南佛国”之称。从堺市到宁波之间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沿线港口，禅宗寺院犹如灯塔般地一个接着一个。从堺市南下，阿波的抚养港有胜瑞馆的见性禅寺，土佐的浦户港有吸江禅寺、雪溪禅寺，日向的油津有安国禅寺，坊津有海印禅寺。这些禅寺均为临海济宗。
在宁波港附近，有被称为“东南佛国”的宁波临济宗天童禅寺、舟山地区的普济禅寺和杭州径山万寿禅寺。日本的圆尔辨圆禅师于1235年至1241年7月在径山万寿禅寺师从无准禅师学禅，回国后创建了京都临济宗东福禅寺和博多承天禅寺，并把京都万寿寺改成禅宗，更名为“万寿禅寺”。
1465年由兵库起航的遗明船于1467年抵达宁泼，同船的日本僧有临济宗的桂庵玄树和同为临济宗的相国寺画僧雪舟等杨。雪舟乘同船于1469年回到了堺市港，而1473年乘民间贸易船回国的桂庵玄树却于1478年接受了承包了琉球贸易的管理权的萨摩、岛津氏的邀请。琉球的禅宗寺院圆觉禅寺，是1458年8月8日到达琉球的京都临济宗南禅寺禅僧芥隐承琥，在琉球国王尚真皈依佛门后于1492年创建的。
《蔗轩日录》还记裁了海会禅寺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情况。包括堺市港在内的东西约321米,南北约856米的范围内，土地都是海会禅寺的庙产。乘坐1476年由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前往宁波的堺市海商金子西，曾是临济宗建仁寺天润庵掌管事务的禅僧，法名宗悦。他和海会禅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坐1483年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的禅僧东归光松、东曜利寅、光精待者和堺市海商药行老板五郎次郎，都和海会禅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郎次郎的儿子出家在建仁寺福聚院当和尚。由此可见堺市海商和禅宗僧侣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
禅宗僧侣之所以能代替海商来撰写贸易文书，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册封体制下的汉字文化圈的缘故。1391年生于堺市的瑞溪周凤曾以京都临济宗相国寺禅僧的身份起草过外交文书。另外，据《蔗轩日录》1486年2月7日条，在堺市海商中，有人往来于堺市和九州平户之间，能“妙解唐里之语音”。
六、亚洲的大茶文化圈
东海海域是海商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交流中，宁波和堺市的禅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临济宗禅僧的作用尤为重要。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堺市海商，既是被称为“茶人”的文化人，又是从事海外贸易的经济人。堺市的大茶人都是有政治靠山的大商人，是他们在堺市普及了茶文化。这就是在明代被禁止的抹茶的茶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宁波和堺市在构筑亚洲的大茶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近世茶汤形式，指和现代那样把茶碗直接放在榻榻米上的一种新的方式。中世茶汤形式继承了禅院茶礼的做法，是把天目茶碗放在天目茶碗托上饮用的。
②三阶藏茶室，本是商店用来存放商品的三层楼瓦房，后转用为一楼准备茶水，二楼饮茶，三楼吃“会席料理”的茶楼。
③风炉饰，指的是煎中用风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④炉坛饰，是煎中用地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参考文献: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蔗轩日录》（大日本古记录）,岩波书店,2001
2.伊藤幸司:《中世日本的外交和禅宗》, 吉川弘文馆,2002年。
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
4.森村健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堺市的煎茶的出现》,（《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 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刊行会,2006年。
5.森村健一:《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
精选阅读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渊源流长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可谓渊源流长，早在春秋之前已开始形成，最初，人们喝茶的形式是从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开始，慢慢地，嚼茶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这个阶段是茶作为饮品的前奏。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生吃茶叶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倒到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依在，日复一日，这种水煮茶叶的喝法自然养成，茶作为饮料的文化就在这时开始了。
秦汉时期，茶叶已经开始出现简单加工操作。人们用木棒把鲜茶叶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饮茶风习可谓千姿百态，在我国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不同特色使得饮茶方面有着不一样的风俗，在茶叶的用途上存在不同的差别。古时最早人们饮茶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随着人们对于饮茶的更加深入，对于饮茶方式的更加规范，对于饮茶精神的更加追求，以及与禅等方面相结合，使得茶文化渐渐升华为茶道，茶学，禅茶一味。
日本茶道发展史茶与禅的关系
从日本茶道发展看茶与禅的关系
一、茶道的形成
回顾平安初期到室町时代的日本饮茶史，可以看出茶与禅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室町时期书院茶的茶礼是由禅院茶礼脱化而来，但茶与禅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茶道形成是将禅导入茶道精神世界以后的事。这一过程中必须首先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村田珠光。
1、珠光—将禅导入茶汤的第一人
随着日本书院茶的发展，茶也迅速普及到民间。饮茶已不仅仅是贵族的嗜好。室町时代的《七十一番职人歌咏》里就出现了一服一钱的卖茶人。狂言《今神明》、《通圆》里描写了设在百姓娱乐场所的茶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一般百姓举行的茶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奈良淋汗茶。淋汗是洗澡的意思，以草庵建筑为茶室的淋汗茶会是奈良流茶会的代表。它的指导者就是珠光。
村田珠光（1423—1502年）据说是奈良检校（寺役名）村田空一的儿子，11岁出家为僧，入奈良称名寺。但因他怠慢了寺役而被取消僧籍。珠光各处流浪后来到京都大德寺真珠庵，跟随一休参禅。一休即一休宗纯，是日本最有名的禅师。当时仰慕一休禅风的人有很多，从各地来寺诣一休拜师参禅的文人也不少，村田珠光就是其中之一。
珠光从一休处获得了参禅的认可证书—圆悟克勤的墨迹。圆悟克勤是中国宋代的禅僧，著名的《碧岩录》作者。他的这幅墨迹作为茶道开山之宝向来为茶人所珍视。珠光将墨迹挂在四张半榻榻米的草庵壁龛里，每日点茶供香，终于悟到佛法即蕴含于茶汤之中，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
他针对贵族的东山流茶道，提倡一种面向庶民阶层的茶道法，即草庵茶（wabi茶）。他在给弟子古市播磨的《心之文》中论述了草庵茶的根本思想。这既是一篇优秀的茶道理论，也是珠光茶道思想的代表作。全文如下：
古市播磨法师：
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最违道。须请教于上者提携下者。此道一人要事为兼和汉之作，最最重要。目下，人言遒劲枯槁，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之物，真可谓荒唐之极。要得遒劲枯高，应先欣赏唐物之美，理解其中之妙，其后遒劲从心底里发出，而后达到枯高。即使没有好道具也不要为此而忧虑，如何养成欣赏艺术品的眼力最为重要。说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又不要失去主见和创意。
成为心之师，莫以心为师
此非古人之言
珠光①
珠光在《心之文》中首先指出“茶道修行最忌自高自大。”紧接着对茶道中和汉、即日本本国道具与中国道具相融和的重要性作出解释。这可以说是珠光独特的美学理论，他否定了《君台观左右帐记》中所表现的对称、均齐之美。《山上宗二记》中有珠光这样一句话“草庵前系名马，陋室里摆名器，别有一番情趣”。一语道破了他的美学观，即追求不对称、不规整、不均齐的美。《心之文》中后半部则对有些人盲目和物的错误态度提出警告，提醒人们不要误解珠光的意图，一味收集购买信乐、备前（日本著名的陶器产地）的茶碗，而失去对唐物的鉴赏能力。这就是说对初学者来讲鉴赏唐物是和汉调合的基础，是到达wabi境地的第一阶段。这封信最后强调不能失去主见，乍看似乎与开头矛盾，实际并非如此。只有不失去主见和创意才能自我创造，才能不拘泥于所学。
珠光首次将禅引人茶道的精神世界，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到珠光时，茶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文化，而是含有艺术、哲学、宗教等要素在内的“道”。所以，后世称珠光为日本茶道的鼻祖。
2、绍鸥——草庵茶的继承和发展
1502年5月15日，80岁高龄的珠光成为不归之人。也正是在这一年诞生了一位对茶道文化作出很大贡献的人。他就是武野绍鸥。绍鸥继承并发展了珠光的草庵茶，将茶禅一味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山上宗二记》中讲绍鸥在30岁以前作为一位连歌师，曾追随三条西实隆学习藤原定家的《咏歌大概》。以后他又潜心修习茶道，成为茶道名人。中世纪艺能中，“连歌”最受人们欢迎。绍鸥正是以这种连歌理论为基础，发展了茶道思想。
一般来讲，日本在自己文化尚未成熟的时候接受了大陆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没有本民族的哲学思想体系。如果要找可以代替它的东西的话，那就必须提到中世纪初期藤原定家（1162-1241年）创立的日本歌道理论。以宗抵为代表的东山时代连歌道实践了藤原定家的歌道艺术论。镰仓时代开始流行的连歌对茶道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上都给予了莫大的影响。《连歌秘抄》中有关于连歌会形式的论述，将其译为现代语如下：
倘若召开连歌会，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找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风花雪月的季节、花木秀美的时候最好。欣赏时时富于变化的景致，内心也随之激动。语言就是这种感慨、激动的外在表现。连歌会决不能开成很多人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调侃的聚会。而应该选好时间，找一个好机会，只邀请那些连歌爱好者，抛却杂念，在安静的会上，慢慢吟咏就能得出佳句。
以上虽然是讲应怎样召开连歌会，却也可以认为是举行茶会时应有的心境。
绍鸥直到30岁，一直是位连歌师，所以他将歌道理论融于茶道，并借用藤原定家的一首和歌来表现自己的茶趣。
望不见春花，
望不见红叶。
海滨小茅屋，
笼罩在秋暮。
这里绍鸥将春花、红叶比作书院台子茶，把海滨小茅屋比作珠光开创的草庵茶。人们只有在尽情欣赏了春花和红叶之后，才能感受自然的原始美。海滨茅屋虽然没有春花、没有秋之红叶，但其中所蕴含的却是“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自然美。这是不能轻易体会到的美啊！
绍鸥所倡导的“海滨茅屋”之美就是草庵茶的美学观，即以禅精神为基础的美学理念。这种美含有宗教内省性质，是“无”的精神的表现。
绍鸥不仅将歌道理论导人茶道，还达到了相当高的禅的悟境。名古屋武野家中有一幅“大黑庵主一闲绍鸥居士肖像”。上面题有他的参禅法师大林宗套（1480-1568年）的赞偈：
曾结弥陀无碍因，
宗门更转话机轮。
料知茶叶同禅味，
吸尽松风不意尘。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后面转结的二句“料知茶叶同禅味，吸尽松风不意尘。”就是说绍鸥领悟到茶味与禅味如出一辙，并非是两种事物。他以茶为媒介，为契机徜徉于清净无垢佛陀世界中。可见绍鸥不但实践了茶禅一味的思想而且将这一思想推向深入。
《山上宗二记》中讲“当代各种道具，皆因绍鸥的眼力得以发现而被采用。”这是说绍鸥以禅的精神和歌道理论作基础，对茶道具及茶道各个细节的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他不看重人或物的出身、履历，而发掘其内在的价值；不好复杂华丽，而爱简素枯淡。绍鸥式的茶釜、清水罐、茶罐等正是他美学理念的体现。此外绍鸥还对茶室进行了改革。他取消了贴在墙上作为墙围子的白纸，最自然地表现了建筑材料本身的美。
总之，在珠光去世之后，绍鸥将歌道理论融人茶道，茶禅一味的思想在绍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绍鸥的茶道是珠光开创的草庵茶的继承和发展。
3、千利休—草庵茶的集大成者
提起今天的日本茶道，人们马上会想到三千家。即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等日本最著名的茶道流派，他们是日本茶道界的代表。三千家实际上同出于一人，他就是草庵茶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后世又称他为茶圣。
千利休于大永二年（1522）生于堺市的今市町，“利休”是后来天皇赐予的居士号，之前通称为“与四郎”或“千宗易”。据《南方录》记载，利休17岁开始学习茶道，最初的师傅是书院台子茶的继承者北向道陈，19岁时经道陈介绍，拜草庵茶的继承者武野绍鸥为师。
千利休既是一位大茶人，又是一位大彻大悟的人。千利休的参禅及师古溪宗陈（1532-1597年）曾作偈称赞他道“庞老神通老作家，饥来吃饭，遇茶吃茶，心空及地等闲看，风露新香隐逸花。”这就是说利休是可以与唐代著名禅者庞居士相媲美的大居士。到达“了悟同未悟”境地的利休在他的草庵茶道中是如何使茶禅结合的呢？首先我们来看记录他言行的茶书《南方录》：
小草庵里的茶道，首先要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的房宅，美味的食品，那是俗世之举。家不漏雨、食无饥苦便足矣。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香、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觉书）须知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灭后）（茶道的秘诀是）夏日求其凉，冬日求其暖，茶要合于口，炭要利于燃。（觉书）
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与临济禅“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的主张完全吻合。进行茶道修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有听了悟。简单地说：从珠光、绍鸥开始的草庵茶到千利休时，已提高为一种在家禅，一种在家佛教。
千利休的茶道不论是思想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保留有很多禅的印迹。他在规定茶道礼法时借鉴了很多禅院清规。例如：
中立结束进入后座时，主人不喊客人入席而是鸣锣。主人在点茶时要穿上与僧侣相似的黑色服装（日语叫“十德”），着草鞋。客人吃的茶食叫“怀石”，餐具由客人自己弄干净。茶庭又叫露地。等等。
当时，点茶技法十分复杂。利休本着禅宗“直指人心”的理念，大胆进行改革，摆脱一切个别的规律、法则的束缚，直入根本的“心中一则”。
以珠光为开山鼻祖、绍鸥为中兴的草庵茶经过千利休的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当高层次的综合文化生活。这时的茶道已成为俗化了的禅—在家禅。
二、草庵茶的本质
在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体系中，恐怕还没有象日本茶道这样独特的文化。而且也没有象茶道这样与禅结合得如此紧密。几乎所有的茶人都要进禅院参禅，从禅师那里获得居士号后再回到茶室中进行修行。不仅如此，从本质上讲，茶道之根本在于禅，茶道是一种在家禅。
在记载千利休言行的茶道圣典《南方录•觉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宗易六，草庵中的，第一要以佛法修行得道。……这是说草庵茶（就是wabi茶）的目的是通过茶道修行领悟佛法，到达了悟的境地。由此可见，茶道已不单单是饮食文化的一种，宗教因素已成为其主要因素。茶道是俗化了的禅宗，是平民百姓的宗教。“wabi茶”也可以说是“wabi宗教”。
久松真一先生在《wabi的茶道》一书中这样记述“wabi宗教”：
“wabi的宗教也是无的宗教，是能在完全的无中安住的宗教；是以一切有的不安中解放出来的宗教，即所谓本来无一物的宗教。②。
这里所说的“能在完全的无中安住”、“从一切有的不安中解放”以及“本来无一物”都是禅的根本精神“无”的体现。下面是他对wabi的看法：
无一物虽然让人感到非常消极，但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无一物”中反而包含了自由自在的创造性。……与其说无一物是消极的，不如说已是最积极的因素。因此wabi的宗教虽是无的宗教，但并不等于绝对消极，而是绝对积极的宗教。…… wabi带有一种寂寥，但wabi中的寂寥不悲观、不抑郁，它是那样沉稳与安闲。这是一种从有中解脱出来的寂静。……当这种寂静成为根源，成为主体的时候，由此而创造出来的一切中必然表现出一种寂静。这便形成一种表现无的深化，即wabi的文化。③
wabi文化的代表，wabi茶彻底扫除了斗茶时代茶会上的群饮游艺的主义，而且在批判地吸收了禅之后，使禅成为茶道的创造主体、生活规范。由此茶道便上升为一种道，一种作为人生修行的手段。茶之所以能深化，普及为wabi，这是因为禅进入到了茶道的精神世界。wabi茶中的wabi是进入到茶汤中的禅，禅之根本精神“无”，由于wabi的作用在茶汤中得以体现。
自古以来茶人均以wabi作为生活规范和创造主体。将wabi作为生活规范的wabi茶人不是单纯的wabi艺术家。茶人依照这一规范对事、物、人、境进行取舍选择。或发现其价值、或赋予其价值，进而创造那些未存的事、物、人、境。进行这种取舍选择的深层含义在于，它是一个wabi茶人对高贵和富有的严格伦理性批判，和对下贱、贫困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赋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bi不仅是茶人的生活规范，也是创造主体。一个wabi茶人就是要活用“无”，不认为“无一物”是消极的，而拥有积极的“无一物”观。正因为如此，被人称为茶圣的千利休在否定了世人眼中的美后，发现了大量美的道具，才会有“莫等
春花开，莫寻春风来，雪间有春草，携君山里找”的茶境。以禅中积极的“无一物”观作为规范和创造主体，正是wabi茶与其他文化形式迥异的根本原因。
wabi茶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因为将wabi作为自己的生活规范，即以禅作为其主体，wabi茶已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种，它是wabi的宗教，是禅的俗化，是一种在家禅。
久松真一先生给茶道下的定义是：“wabi茶道是依照wabi这种深层人性的、
自觉的主体规范，以喝茶为契机而形成的，极高层次的文化性综合生活体系。”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综合生活体系”，就是说茶道不是单纯的饮食文化或庭园文化，它是包含生活整体在内的文化体系。这与禅宗所谓“日常生活的一切皆是修行”的主张完全相同。相异之处是茶人进寺院参禅后又回到世俗社会中，通过修行生活化的茶道了悟佛法。茶庭或称为露地，这一茶道环境是那样狭小、简陋，根本无法与寺院伽蓝相提并论，称它为草庵也许再合适不过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空间却吸收容入了大禅院、伽蓝的缩影。也可以说随着wabi茶道的开创，一种露地草庵风格的禅也建立起来。茶道将禅以禅院中解放到在家的露地草庵上，将禅僧转化为居士茶人。wabi茶是在家禅，也可以说是对禅宗的一种宗教改革。
总而言之，禅与茶紧密相关，禅使人茶道的精神世界成为wabi。以wabi作为生活规范的wabi茶人创造了既是“wabi的宗教”又是“无的宗教”的草庵茶。此外，由于茶道包含了全部生活，所以它是禅的俗化，从精神和成立这两方面可以看出茶道的本质是在家禅，也可以称为是对禅的宗教改革。
结语
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饮食文化的一种，上升为宗教性的，高层次的文化生活体系。茶最早传入日本时，吃茶是贵族的风尚，也是大陆神仙思想的模仿。镰仓时代荣西将抹茶法带到日本，以他的《吃茶养生记》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日本又照搬了中国大陆的养生思想。此后斗茶成为新兴武士交际的一种手段，书院茶则集中体现了贵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都与禅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是自从村田珠光将禅导入茶的精神世界经过绍鸥的发展，到千利休时茶与禅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千利休去世后，wabi茶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历代茶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茶禅一味的思想。
纵观日本茶道发展史，就会发现这一发展过程是茶不断与禅融合的过程。如果没有对禅的吸收就不可能有今天被称为日本文化代表的茶道。日本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结晶，她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
福鼎白茶发展史
从茶叶发展历史而言，白茶是最早的茶类上古时代人们最初发现白茶的药用价值后，把鲜嫩的茶芽叶晒干进行储藏保存起来，用于祭祀、治病等备用这就是中国茶叶史上“白茶”的诞生。最早的白茶记载是田艺蘅所书的《煮泉小品》：“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一一清翠鲜明，尤为可爱。”描述的就是白毫银针的简单自然独特制作工艺和冲泡于玻璃杯时形态美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白茶保健功效。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其中记载“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但其书中所指白茶并不是真正的白茶，而是指叶片白化的茶树嫩叶按照绿茶工艺制作而成的绿茶，如武夷山的白鸡冠、浙江安吉白茶、宁波印雪白茶、天目湖白茶等，辨别是属于哪类茶类主要是看茶叶加工制作工艺区分而非名称，这一点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
有关白茶原产地的争论颇多，其中福鼎、建阳水吉、政和争议最为激烈，白茶制造历史已有200年，由福鼎首创，进而传到水吉，最后传到政和，白毫银针和新工艺白茶的发源地是福建省福鼎市，白牡丹的发源地是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此观点得到茶客和诸多茶叶界泰斗们普遍认可，更多可以参阅福鼎白茶共识内容。
一千多年前，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今温州）东（南）三百里有白茶山”，据茶界泰斗陈椽教授考证：“永嘉南三百里是福建福鼎系中国白茶原产地，白茶山是指有“海上仙都”美誉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鼎太姥山”；清代名人周亮工在《闽小记》中更是清楚的记载：“太姥山古有白茶，今呼白毫，产者性寒凉，色香具绝，而尤以鸿雪洞为最，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销国外，价同金埒”；福鼎是中国白茶原产地也由《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界泰斗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文献中也得到了证实。
上古时代人们保存白茶的方法也是今天传统白茶所延续的制茶工艺，据《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叶专家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白茶早先由福鼎创制于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福鼎用本地菜茶茶树的壮芽为原料创制白毫银针(小白)；约在咸丰六年（1857年），福鼎选育出福鼎大白茶(华茶1号)和福鼎大白毫(华茶2号)茶树良种后，于光绪十二年（1885年）福鼎茶人开始改用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毫的壮芽为原料加工“白毫银针”(大白)，由于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毫芽壮、毫显、香多，所制白毫银针外形、品质远远优于“菜茶”，出口价高于原菜茶加工的银针（后来称土针)10多倍，约在1860年“土针”逐渐退出白毫银针的历史舞台。
近代从1885年开始用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毫制银针后，1891年开始外销，在1910年左右，福鼎有白琳工夫红茶出口，白茶常被茶商用于在撒于红茶的表面上装箱出口，到了1912年茶商把红茶与白茶分装，白毫银针则变成单独的商品，1912-1916年为极盛时期，1917-1921年受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销路一落千丈，直至1934年起白茶产销才开始逐渐好转，从福鼎市县志上看，在1937年白茶有少量的出口，“二、五大斗上等白毫银针，木箱封闭民船运输，由福州外运出口”。
在解放战争时期，白茶只有少量加工，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一位傅姓的广东茶商，在白琳康山村试制白牡丹，开始共加工白牡丹约有0.1吨。次年广东茶商扩大白牡丹的生产，随后茶农也将晾晒的白牡丹茶销售给茶商，此后，白牡丹茶的这个茶名就福鼎各个茶区叫开了。解放后，计划经济大环境下福鼎划为红茶产区，白牡丹就停止生产。到1962年，由于福建白茶外销市场的需要，福鼎开始加工白茶。初期，由于对白茶品质特征认识不足，制造经验贫乏，生产出的白茶品质较为劣次，直至到了1964年，白茶生产品质才大有改观。可是由于受自然气候影响1964年首春只生产1.5吨。到1965年，为了战胜自然灾害，福鼎大胆地试用加温萎凋的方式生产白茶，取得成功。到现在福鼎大多生产白茶的企业还是运用低温萎凋和日光萎凋的方式生产白茶。
1968年为了满足外销要求，提高白茶的茶汤浓度、增加比重。福鼎白琳茶厂创造了白茶的新工艺制法，称新工艺白茶，又称新白茶或金玉兰，其主要工艺技术特点是将萎凋后的茶叶进行短时、轻微快速揉捻，然后迅速烘干，生产出的新工艺白茶条索更紧结、汤色加深、浓度加强。1968年，刘典秋先生在香港收白茶，他发现香港的餐馆需要低档白茶，要求价格便宜，质量合格的白茶产品，于是他委托福建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庄任和福鼎王亦森老师傅做此类白茶。王奕森师傅根据刘先生的要求尝试做了七箱新工艺白茶，通过几位专家审评后，认为产品合格，发货给香港，在香港很快就销售光，于是，在1969年正式开始生产50吨，1979年生产75吨，此后年产约100吨。制造新工艺白茶的鲜叶原料同贡眉，来自小叶种茶树，原料嫩度要求相对较低。制造新工艺白茶的鲜叶原料最早来自小叶种茶树，后来也采用福鼎大白茶或福鼎大白毫树种，原料嫩度要求相对较低。外形叶张呈半卷条形，色泽暗绿带褐，香清味浓，汤色橙红，叶底开展，色泽青灰带黄，筋脉带红，茶汤味似绿茶但无清香，似红茶而无酵感，浓醇清甘是其特色。因其条形较贡眉紧卷，汤色较深，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现在，福鼎白茶主产区是福鼎、白琳、点头、太姥山（秦屿镇）等地，主要茶树品种是福鼎大白茶(华茶1号)、福鼎大毫茶(华茶2号)。2005年福鼎市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茶叶学会分别命名为“中国白茶之乡”，先后获得国检局原产地地理标记标志使用权和国家工商总局的证明商标注册权，并被国家外贸部门推荐为出口信得过产品，这些均是国家级的权威认定，因此福鼎是真正的中国白茶原产地是无庸置疑的。2006年，福鼎白茶作为“奥运五环茶”的底色，与同时被选种的云南滇红、云南普洱一道分别作为红、黄、蓝、绿、黑、白中国传统六大茶类的代表，入选“迎奥运五环茶”。白茶又有“茶叶中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西安古墓惊现千年白茶，经专家考证认为这些茶叶是产自福建福鼎的极品珍贵白茶-白毫银针，西安古墓发现福鼎白茶，不仅使中国白茶文化悠久历史再一次得到证明，也有力佐证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方面对福鼎白茶的研究和发现，同时也印证了茶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2010年，福鼎白茶入驻上海世博会联合国管，成为上海世博十大名茶。福鼎白茶正作为中国白茶的代表品牌，正在统领中国白茶市场，销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