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叶连接的本土辉煌”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叶连接的本土辉煌”相关知识！
琴声起，美人起舞，儒生诵，将士击鼓。中国几千年的悠悠历史长河，华夏民族此起彼伏的瑰丽画卷，曾一遍遍上演让人咀嚼难忘的故事。可叹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一切似昨日却也是千年，早已模糊了记忆。登长城、去孔庙、望都江也不一定能找回什么。
而今不知何时起我们崇尚他国，一切的进口物品，国外代购都无声中变成了品质和品位的代名词。从书籍、服饰、器具、物件、食品等等甚至包括文化、信仰。
细细想来除了一些近百岁老者外，其余我们这些中少年大多与传统文化断层太大所致。不过幸而还有藕断丝连的地方。
单从茶叶来看，就说现在被人津津乐道的日本茶道，茶器，铁艺，无不被人称颂，赞其意境、赞其美感。身边亦有不少人推崇欲研究学习。可如往深里看便能看到日本茶道背后中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从日本抹茶能看见其背后的宋代点茶，从古九古烧到版画类浮世绘能看见中国无数民俗、历史、工艺的痕迹。茶叶就像一叶扁舟，你跟着它一步一步往那湖中去。就会穿越到曾经的千年繁华地。听着神农尝百草，看着尧舜禹行德，走过汤文武帝时，暂歇春秋战国中，再看诸子百家争鸣，细品孔孟和老庄，今人就知道我们的历史文化不只有人之初、性本善。
再回望百年前日本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相继到中国寻茶，到四川、到武夷、到安徽、带走无数瓷器茶叶。当地的外国人对这些东方文明是何其的喜欢崇拜，多少人心生向往，想到那东方神秘之国一探究竟。
现在大量占据市场的英国立顿红茶，其前世就足以证明当时的欧洲人对我国红茶渴求的情结。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婚姻，让英国贵族以及英国平民知道认识了这种东方药用饮品茶叶，才有了英国人的下午茶，才有了至今仍存在的蓝色会客厅。因其无法连续得到中国茶叶，才开始在各处不断尝试反复种植中国茶树品种，之后才有了阿萨姆红茶、锡兰红茶到立顿红茶。
纵观茶叶历史就能从中窥探到中国的本土辉煌。前几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凡中国人都应阅读《论语》对此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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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
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茶马古道曾经辉煌的岁月
采茶采茶再采茶，
炉城一去远离家，
姑嫂房中齐叹嗟，
哥哥背茶未回家。
茶马古道民谣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古老的茶马古道赋予了康巴文化鲜明的特征与深邃的内涵：茶马古道既是汉藏商业活动的结果，又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藏区独一无二的人文现象。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人文活化石。
大地上的史诗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茶马古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一是四川成都，两条路线在今西藏东部的洛隆宗汇合。古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势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又一条国际通道。
青藏高原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使这块特殊的大高原与周围地区联系的道路崎岖艰险，路途漫长。从历史角度而言，内地进出西藏的大驿道主要有三条：由成都至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由云南大理至拉萨；由青海西宁至拉萨。这其中，属于茶马古道范畴的就占了两条。
茶马古道运输线方方面面都充满着神奇与惊险。由成都、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一线中，雅安至康定段完全以人力来背运货物；而云南一线基本以畜力来运输。据纳西族作家白郎考证：在云南的马帮中，耐力与力气更大的骡子取代马匹担当了运输的主角。不管四川的肩挑背驮还是云南的骡子马帮，茶马古道在藏彝走廊中的穿行无疑都是在用人与牲口的生命与险恶的大自然决斗。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打箭炉（康定）的交通，在二郎山隧道未开通前，对于以车代步的现代人都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对于当时以人力来背运货物的挑夫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在云南一线，经历漫长三个多月的颠簸，到达终点时损失一半的骡子已是常事。德钦县内的澜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座大雪山之间，溜索是惟一的交通工具。大风中，高高悬在空中的人、牲口与货物来回晃动；下面，咆哮的江水肆无忌惮，稍有不慎，马帮便有可能葬身于滔滔江水之中。
从一张老照片进入
1896年的一天，一名来自法兰西的异国人,怀着殖民的梦想登上了去往中国内陆的小帆船。他就是清末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他所去的中国西南的土地上，秀丽山川、纯朴民风、独特建筑、悠久文化所构成的那一幕幕千姿百态的神奇画面,注定要让这位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惊心动魄。1903年,在云南至川藏的一条崎岖山道上，坐在一把洋伞遮蔽下的大轿中的方苏雅，发现了一群奇特的苦力者，他们人人头顶着一顶大草帽,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每个人的胸前。他们身后背负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随行的仆役告诉方苏雅：这是一群向西藏运输茶叶的苦力，他们身后那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就是茶包。在当天的日记中，对于这一段让方苏雅刻骨铭心的窄路相逢，他记述到：戴在头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他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
四十三年后，一位从雅安到康定公干的俄国人在一处名叫瓦斯沟的小村子中，又如方苏雅一般，被征途中不期而遇的背夫完全征服了。此时，这位38岁名叫顾彼得的西洋人，脚穿一双网球鞋，手柱一根拐杖正悠闲在村中漫步。前几日令人头昏眼花的惊险行程,让他几乎感到自己似乎已快把人一生所能走的最艰难的路全走完了。
在瓦斯沟村口，一条羊肠山道旁的悬崖下，一块小小的平地上，他看见几间背夫停歇的破烂房舍，几棵果树围绕其间。山道上，运茶者络绎不绝，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像一条长蛇阵一样：连枝带叶的粗茶和被压成碗状的茶坨被放入长方形的柳条箱中，柳条箱又一个个高高地垒起来放在木制的背架上，背架在背茶脚夫的头上微微向前弯曲。这些可怜的人按负荷的重量收取报酬,所以他们有时背重达180斤的一堆柳条箱。他们背货时一般携带一根短粗的手杖，顶端是铁的，手柄是十字形的。由于他们背负的货物很重，高山上空气又十分稀薄，所以他们每走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歇息,把货物靠在相邻的岩石上或是放在专门为停歇而堆好的石块上。他们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拐杖也随着步伐嗒嗒作响，插入地上的拐杖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们十分可怜，褴褛的衣服遮不住身体，焦黄的面孔有些发青,茫然无神的眼睛和消瘦的身躯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如果有月光的话,他们又继续上路，沉闷的脚步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上下回响，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外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相对于方苏雅诧异中平淡的语句，顾彼得却用近乎哲学化的语言感叹到：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还更加沉默。如此悲壮的场景，让这位多怨善感的西洋人,随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赖。
2004年6月，当我们采风藏彝走廊到达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的天全县甘溪坡村时，村里的老背夫李忠全大爷已经81岁了。他也许是整个茶马古道上，如今健在的年数最高的背子了。李大爷12岁就开始在当地跑短途背杂货（盐、菜油、山货等），18岁开始背茶包走康定，到1951年解放为止，他在山道上走了16年，其中有10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当年做完庄稼，就去背茶包挣点钱补贴家用，好比现在农村人外出打工，在天全的村寨里，当背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光甘溪坡村就有四五十人。身板硬朗、神智清楚的老人，满脸自豪地回忆到。说完了这一段话,他便沉默了，目光呆望着村外那一片云雾笼罩的群山峻岭。在那里，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上，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大卡车，满载上吨的货物飞快奔向远方的世界。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历险连同茶马古道当年的辉煌都已经远去了，老人那许多让人荡气回肠、悬念丛生的往事，如今只能作为一段段茶余饭后的故事，讲给小孩子们听了。山间的烈日，阳光如一丝一缕光亮的绒毛编织在老人皱纹密布的脸庞上。山风摇弋的那一刻,沉默得如同一尊雕像的老人,他的灵魂也许又飞回了藏彝走廊,飞回到那一条美丽而险恶、苦难而漫长的，隐秘于深山密林间的茶马古道。
敲响群山的肤皮
事实上是多样因素决定了茶马古道上如李忠全老人般背夫角色的产生。首先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没有云南这样善走山地高原的骡子和马；其次,四川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而川人又善于背负；从地理学角度而言，茶马古道必经的二郎山一带,险要的地势不适合于骡马通行,似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于是在多条茶马古道上，背夫成为了雅安到康定段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作为离雅安最近的山区县天全,成为茶马古道向西延伸的第一个县，而素以吃苦耐劳著名的天全人,在险恶的二郎山山道间,顺理成章成为浩浩荡荡四川背夫队伍中的主力军。
甘溪坡是一个不大的村寨，路边已经立起了茶马古道的石碑，青瓦木墙的老房子整齐朴素,带着客栈和商铺的痕迹。光滑的石头古道穿寨而过，你会很轻易在石头上发现一个个的小石窝，那些深入大地肌理的石窝如一团团拥挤着的麻点，随古道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据说，这就是当年前仆后继的天全背夫们用T字形的手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水滴石穿般地杵出来的痕迹。而天全至二郎山隧道之间的甘溪坡、碉门、水獭坪、新沟一带，被川藏公路所截断的古道仍一段段残留在山间，古道上的一个个驿站（村寨）仍保留着古朴的面貌,村寨里你仍可以发现一个个两寸多深的小石窝。这些茶马古道上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永远留在了荒废的古道上。它们见证了背夫坎坷的一生，见证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险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所有的辉煌与沧桑。正是这些现在长满了苔藓的小石坑坑与创造它们的主人一起，完全以人力的方式，在数千年前，使茶叶成为中华传入西方的第一物种，使茶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在第二天对老人的采访中，老人为我一一详解了当年背夫全套的行头，这也使我拥有了更为专业的眼光去解读方苏雅那张名为《顶草帽的背夫》的著名照片中的细节：茶马贸易中，因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太高，茶叶主要靠人力背运。在天全,人力背夫人又称背二哥或背子。这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我们八个一群或十个一伙,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筢子、墩拐子，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背子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休息。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这是用来刮汗的。随身自备沿途的食物很简单，就是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老人为我介绍背二哥的行头时，一只放在大腿上的手下意识不停抖动着,在他的那只手上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拐杖，老人用它不停敲响着大地的肤皮。而那条坎坷崎岖的古道，古道上背夫们源源不断地从内地为西藏驮去茶叶和食盐，又为内地换回稀缺马匹和皮毛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劳作者的身影，朦胧的灯光下,愈发鲜亮的浮现在我眼前。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回家，老人一首当年的民谣，沙哑的嗓音与混沌的歌唱，完全代表出当年古道背夫所有的艰辛与挣扎,似乎成了此时此刻对于古道与背二哥诠释最佳的绝唱。
云端的跋山涉水
1939年年初的雅安，凌晨时分，雾气朦胧，四处漆黑一团，城市犹如进入冬眠的庞然大物。为了防冻，居民们照例起得很晚，城中的商铺大多也在上午才开店接客。但对于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贸易而言，这个季节，却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
冬月的雨城，清晨寒气袭人,在孚和、永昌恒等茶庄前,却已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昏暗的油灯前,李忠全和同队的天全背夫们排着队，等待领取沉重坚实的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在当时，中等力气者，每次领取10包到20包，而年轻力壮者，一次能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相当于两三匹骡马的负重。背夫的行列中也有妇女儿童。最小的背童年仅10岁,可背30多斤两条茶；背妇们则背10多条。
背夫们把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茶包一旦上背，便意味着沿途不管翻山越岭还是爬山涉水，地势陡险,他们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才能扎下拐子，找地方歇息一会。
在背行大背师的一声吆喝下，这群向着死亡与人类身体极限挑战的运输者们，头也不回走上了雄关漫道。今后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未知数：从雅安去康定，向南过荥经翻越大相岭到清溪，经泸定、摩西到达康定的路，较为宽缓易行，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我们称作大路。向西经天全翻越海拔2987米的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路，主要是背夫往来的羊肠小道，称作小路。小路险但近。当年，我们天全的背夫一般走小路。二郎山的艰险是出名的，跌落山崖送命是常有的事情，冬天如果跌进雪槽，要到第二年二三月雪化了才能取出尸体。如果遇到土匪,命是自己的，但财物就保不住了。背这个茶包子,死了好多人喔！当年和李大爷一起出外闯荡的背夫,活着回来的只有五人了。
大背师，又叫拐子师，是背夫的领头，他们不仅要背负同样多的茶包，一路上，还负责审视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当年,大背师一般由背夫中出道最久、胆识过人的强者担当，漫漫征途中，大背师见同伴们已疲惫不堪需要歇一歇了，便长嘘一声，示意大家落拐休息。这时，丁字拐杖就是支架，背夫们将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无数痕迹。
背夫们一般日行三四十里路，出发时干粮是自带的，中午简单地吃点玉米粑。走到幺店子，我们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和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每晚店钱1角5分，当晚若吃一碗豆腐另加5分，第二天清晨一碗豆花又是5分,撒上自家带的盐。好在店家免费提供柴禾，背夫们可于当晚蒸好玉米粑供第二天路上吃。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我们的床铺。劳累一天的背夫在入睡之前,每天还有一个固定的日程安排：为同伴疗伤治病。谁的肩背红肿了，就烧烫拐筢子的金属杵尖压往红肿处；肩背磨烂的，敷上盐巴以疗伤痛。
当疲惫的背夫们终于可以横七竖八躺一屋子时，疲惫与睡意立刻征服了这一群肌肉发达的劳作者。在汗臭和体味弥漫的寒屋里，地上的臭虫、空中的蚊子,肆无忌惮吸取着他们新鲜而健康的血液。但这一切，对于酣睡梦沉的背夫们早已无所谓了。待翌日天麻麻亮，他们又要踏上漫漫长途。那里,有更高的山峰,有更为崎岖、险窄的山道。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十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无论隆冬炎夏,千年茶马古道上脚穿草鞋、衣衫褴褛的背二哥川流不息。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英国人福格森对岷江地区道路的一段文字,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过来,作为古道天险的旁注：有些地方的悬崖非常陡峭,耸立在江河两岸,有些地方的悬崖高耸入云,拦住去路，修路人不得不从它那坚硬的岩石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在一些地段，道路是用砖铺的；遇到水流、沟渠或裂口,则架起木桥。有时，木桥就悬挂在浪花飞溅的激流几百英尺之上。脚夫常常不得不在只有几英寸宽的悬崖上跋行。在这种悬崖路上，担子和悬崖岩石之间的空间不过2英寸，一旦发生事故，就会直直地摔下几百英尺，落在水中或摔在岩石上，其结局难以想象。今天的人们实在已经无法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超负荷的背二哥们，是如何用双腿，一步一个脚印，厚重而又坚实地在世界屋脊上书写出人类最为悲壮与雄伟的史诗。我们在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以减轻压力。有时，摆着摆着，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这样凄惨的回忆，在李大爷心中，留下了一片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人讲，在临近康定的大风湾里，当年甚至有同伴被大风吹死、冻僵。旧时，在那里有个万人坑，沿途死于非命者皆被拖进洞中，经年累月，洞内新骨覆旧骨。有人在此处写下白骨塔三字，并留下一副让人感伤唏嘘的对联：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康定，这座茶马古道上的中心城镇，便是背夫们爬山涉水的终点站。原英国驻打箭炉（康定）领事的孔贝在《藏人论藏》一书中，也真实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背二哥对于当地的贡献：茶叶是主要贸易商品。把茶叶做成一块块茶砖，用筐子包装好，叫苦工背驮着从内地运送过来。一般的载重量为9包,每包17斤重。从打箭炉分两路再把茶叶发送到西藏。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康定仅茶叶一项,在康熙年间每年交易量就达80余万包，而嘉庆年间竟高达一百多万包，也就是一千多万斤。如此巨大的茶叶吞吐量，在茶马古道四川一线，完全是依靠背子们肩挑背驮，用汗水和鲜血，一点点人工累积完成的。
遥想当年，背夫只是茶包的载体,他们背负的茶包竟比人还高。艰巨的劳作，使古道上的背夫炼就了一身强健的身子骨。老人回忆说：他们村李光荣有位侄媳，背上13包茶跟男人一样的出苦力，茶包遮住头部，路人只看到她挽起的裤脚和粗壮的小腿，脱口称呼她为伙计。
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李大爷的家中，老人高卷起裤角，他结实得棱角分明的小腿上，一条条凸出的青筋让人触目惊心,粗大的血管仿佛随时要从单薄的皮肤中崩裂而出。那些青筋与血管，高高低低，凸凸凹凹,犹如老人双脚曾经一次次亲吻的那些纵横的沟壑与山岭。我知道，那是人的腿部长年超负荷承重留下的后遗症，这一双烙印着时光与传奇的腿脚，对于茶马古道四川一线而言，也许就是一张最好的活地图，就是一块最为真实的活化石。
“滇红”：守望云南茶业的辉煌
对于“滇红”，其实只要是喝茶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诞生方式，总让人对“滇红”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节。
1938年春，应中茶公司寿景伟、吴觉农先生的委派，知名茶界人士冯绍裘在云南的凤庆凤山发现了质地很好的大叶种茶，成就了“滇红”这个著名的品牌。在冯绍裘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伴随“滇红”的诞生创建了“顺宁实验茶厂”，1954年该厂随县名改为“云南省凤庆茶厂”。由于“滇红”独特的茶业品质和口感，很快风靡了全世界。“滇红”问世之后，国际市场上齐加赞赏，认为外形内质都好，可与印度、斯里兰卡红茶媲美。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凤庆生产的“滇红”就已经出口到英美等国，据说英国女王将“滇红”置于透明器皿内作为观赏之物，视为珍品。解放后，“滇红”又进一步得到发展，现在“滇红”已占云南省茶叶出口量的85％。很长一段时期内，“滇红”一直是国家茶叶出口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滇红系列产品为国家出口创汇、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6年，云南省凤庆茶厂改制为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集种植、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茶叶企业，总资产达1.7亿元，注册资本3093万元，有员工520人，4条CTC红碎茶生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10000吨。“凤牌”滇红茶、普洱茶是有70多年历史的知名品牌，曾先后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中国名茶、国家外事礼茶等荣誉称号，被评为“中国茶叶名牌”、“云南省著名商标”。“王子冠牌”绿茶连续三年获“云南省消费者喜爱商品”、“云南省著名商标”等荣誉。“滇红”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当地茶农增收创造了一条康庄大道。
优质基地造就优质名茶
谈到“滇红”的辉煌，总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独辟蹊径的“滇红”何以能一直屹立于业界，数十年丝毫不改颜色，又何以在新时期的市场竞争中总是立于不败？
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滇红为什么这样红”??“滇红的成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代代滇红人，把青春和智慧与茶叶紧紧相连，才成就了滇红集团的过去、今天，也将成就滇红集团的未来。”
诚然，“滇红”发展到今天，所生产的产品已经涵盖了10多类130多个规格。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公司拥有基地茶园3万多亩，其中有2万亩通过了瑞士IMO国际有机茶的认证和欧盟认证，这在今天公认的原料决定成败的茶业界内，无疑占有了最大的先机。到过凤庆凤山茶园的人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澜沧江畔优良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品质独特的凤庆大叶茶资源。如果放在大环境来考察的话，由于凤庆县总的气候特点属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干凉同季，四季如春，有海洋性气候的优点，造就了“高山云雾产名茶”的独特茶区气候特点。加上光能资源的独特性，最适宜茶树遗传性的要求，对茶叶速生快长，增加采摘批次极为有利。并且这里从不下雪，四季如春，土壤肥沃，茶树生长旺盛，采摘期长，从三月初到十一月底，一年九个月都有芽叶可采，量多质优，实为大叶种优良茶区，和凤庆茶区悠久精湛的制茶技艺为公司生产凤牌滇红茶、凤牌普洱茶等系列品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拥有这样的资源优势，使“滇红”更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用老品牌打造新产业
如果说“滇红”的成功是因为历史悠久造就的辉煌，那么，由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制的普洱茶的成名，则彰显了“滇红”人在做茶方面独到的方式和超人的智慧。
在市场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应对挑战和竞争，严把质量关，“凤牌”普洱茶在市场上获得了广泛好评，先后获得广州国际茶文化节金奖、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博览会“茶王”等称号，在“中国临沧首届茶文化博览会”和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临沧茶博会上，“凤牌”普洱茶都是临沧茶品中较受青睐的产品而备受追捧，各地订单纷至沓来。目前，“凤牌”普洱茶已经拥有10几个品种，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省市，还出口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在“滇红”看来，做普洱茶能够取得与做红茶一样的成功，除了拥有优质原料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色之路，即质量决定一切，结合“滇红”的历史积淀，融入现代时尚品饮，滇红集团通过老品牌打造新产品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除了红茶和普洱茶，滇红集团还在绿茶、茉莉花茶、袋泡茶、速溶茶等几大类产品上全面开花，在迎来企业最具发展活力的今天，“滇红”正在创造着更大的辉煌。
乾隆茶舍 中国茶文化的辉煌
中国有句古话，叫“玩物丧志”，但乾隆皇帝却玩物长志，玩物增智。他玩字画、瓷器、象牙、竹木、紫砂壶等等。通过这些雅玩，使乾隆不仅增加了知识，更使他了解了各地的手工艺产业，促进了苏州、扬州、杭州、福州、广州、湖州、常州这些南方城市的手工产业发展，使中国的GDP，在乾隆时代稳居世界第一。除了雅玩，乾隆皇帝更善于“文玩”，即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忙中偷闲”到宫中的建福宫，或远赴承德避暑山庄的竹炉精舍等茶舍品茗。
据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多次记载，乾隆一生喜好吟诗作颂，创作了4万多首，其中有1000多首是在茶舍品茗时作的“茶诗”。乾隆虽然没有像“茶圣”陆羽那样，写下了不朽名作《茶经》，但1000多首“茶诗”，足以成就他被后人称颂为“茶诗皇帝”。综观乾隆一生可圈可点的辉煌人生，史学家与后人，似乎对他在饮茶和茶道方面创下的“丰碑”知之不多。其实，在中国从唐朝把饮茶定为“国饮”，到今天的1300多年中，茶圣陆羽第一个把饮茶发展成“茶道”，列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必需。而到了清代，乾隆把这一物质层面的茶道，发展为精神层面上的茶道，“琴棋书画戏文茶”，大大丰富了中国茶道的内容。而乾隆这一发展，还得从江南惠山的竹炉山房说起。
竹炉山房乾隆的“茶魂”明代洪武年间画家王绂因热爱无锡家乡山水，与惠山寺僧性海法师设计竹炉，吸泉沏茶特创作竹炉煮茶图。到成化至弘治年间，有当地名人、官至贵州巡抚的邵宝，回到家乡无锡这座山脚下，创办尚德书院，修建藏书万册的“二泉精舍”，以及供人品茗的茶舍“竹炉山房”。
明朝的文人墨客惯用手中毛笔绘画作诗，发泄心中的感受，借题发挥、借古讽今。为防人“耳目”，所以他们就喜欢隐居深山竹林中。明朝大画家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等都来到惠山竹炉山房品茗议事，还留下了珍贵的墨宝。尤其此地紧挨着天下第二泉，适宜沏茶，因此它从明至清代，是江南文人墨客喜品茗的著名茶舍，已声名远扬。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第一次下江南，微服私访了惠山竹炉山房。从香火缭绕的惠山寺，往左拐个弯，只见山林茂密，竹子拂弋，数栋庙堂样的建筑淹没在树林中，显得十分古朴宁静。屋檐下“竹炉山房”四个字十分清晰。环顾四周，树木参天、枝叶繁茂，使人觉得仿佛置身大山中。抬头望上，忽见一座古刹，屋檐下一块长约2米、宽有80厘米的黑匾特别醒目，上书“陆子祠”三字，落款董其昌。这是一座为茶圣陆羽修建的祠堂，因此可见，江南文人对饮茶的重视，而且牌匾有名震全国的大画家董其昌亲书。
出身于明末的董其昌是中国文人画的一代宗师、大家，乾隆与他爷爷康熙十分偏好收藏董其昌的字画，且他是被宫中收藏数量最多作品的一位画家。在这人烟稀少的山林中，乾隆忽见董其昌的大名，竹炉山房还未进，便已在心中敬重三分。但如今，竹炉山房外表还依稀保留乾隆当年的外貌，茶舍早已不存，只留着乾隆的书法碑。从这些碑中，能寻找到乾隆对竹炉山房的记忆。走进山房，60余平方米的茶舍南面正墙上，挂着唐伯虎的《品茶图》，左右两侧是文征明的书法对联。往下，一红木案几，中间置当地的泥人工艺品，茶圣陆羽半身彩塑像，两边是一对景德镇青花梅瓶。案几前，一张八仙桌，置着上圆下方外编竹子的竹炉一只，炉膛上一把宜兴紫砂壶冒着热气。炉左一只紫砂茶叶罐，右边是青花茶盅一叠，还有竹质荷盒、茶扦、茶匙、茶夹、竹筷子等茶具。八仙桌的右边是一架古琴，一位琴师正在拨弄琴弦。山房北墙下陈设一对花几，上面放着一对太湖石盆景，中间小茶几上一只宣德炉内飘出缕缕沉香（烟）。
由于乾隆是微服私访，所以皇帝的到来，并没有引起这帮江南文人的怯场，而是兴致正浓、春意盎然。乾隆被竹炉山房内的艺术品、工艺品陈设吸引住了，他暗思江南文人的饮茶竟如此讲究形式、程式，以及环境气氛的营造，这完全超出了紫禁城皇宫的茶室。思索中，忽听一曲悠扬空蒙的古琴曲，如古人的吟唱声声入耳，一种与品茗环境十分融洽的氛围，在心中迅速弥漫。曲罢，一位江南茶艺师开始摆弄桌上的茶盅、茶壶，用开水烫壶后，摄入宜兴产的太湖碧螺春，随着古琴悠扬舒缓的节奏，茶艺师舞动着双手，阵阵茶香从她手下，随着清沏的茶汤扑鼻而来。茶过三巡，只见文人墨客彼此寒暄后，坐在西边的一位雅士从布包中取出一幅文人山水画，请大家过目欣赏，并发表感言。原来江南文人饮茶如此讲究，其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文人、画师聚在一起，边品茗边赏画或绘画，然后大家彼此畅谈感言。如是真迹，这画好在哪，银两出得是否合宜。
其间，有的文人当场吟诗点评，并把它题在画轴上，有的画师则当场作画，赠送友人。乾隆在旁看的津津入味，原来江南茶舍——竹炉山房的饮茶如此丰富，其表现出的文化内涵积淀深厚。乾隆已被江南文人征服，回到京城后，他仿照无锡惠山竹炉山房的外在环境，内在艺术品陈设，饮茶程序，书画鉴赏等内容，甚至茶具的配备。从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四年的十八年中，乾隆陆续在皇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仿照竹炉山房样式，兴建了竹炉山房、承德竹炉精舍、圆明园千尺雪、北海焙茶坞等十五个茶舍。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对茶舍的建设非常关心，他多次下旨太监，命他们去苏州、宜兴、南京等地配置统一的家具、茶具置入茶舍。而他常去的圆明园、颐和园、北海等茶舍，墙上都要挂唐伯虎、董其昌、郎世宁等人的画作。尤其是董其昌等15位松江画师的130多幅作品，乾隆一一在茶舍过目、点评，并亲笔题上诗句。而在宫中的精致茶舍——漱芳斋，是乾隆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在此地以亲自配置的“三清茶”，招待各位文武大臣。高兴时，则书以警句条幅赐予大臣以示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多立新功。
一生好茶的乾隆，虽然在北京等各地兴建了十五所茶舍，但其原型均为无锡惠山的竹炉山房，这有诗为证：“到处竹炉仿惠山，武文火候酌斟间。”这是乾隆的诗言志，由此可见，惠山竹炉山房在中国茶道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乾隆茶舍的昨天乾隆一生在北平、承德、奉天等地创建了15所茶舍，并在茶舍内为后人留下了饮茶、作诗、琴棋书画戏文茶等活动的丰富档案资料。由于这些档案基本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以大陆史学界、茶叶协会等有关部门对乾隆茶舍了解甚少，而研究基本是空白。2012年7月，鸿运斋艺术主创黄栋华访问台湾故宫博物院，冯明珠院长得知黄先生对紫砂壶的文化创意有专业的研究，特地将一套台湾故宫研究乾隆茶舍的珍贵资料赠送给黄栋华。
通过对史料的研究，黄栋华发现中国茶道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朝茶圣陆羽在研究了江苏宜兴、浙江长兴两大江南产地的品茗方式。陆羽把它总结为七个一流：一流的建筑，一流的室内装饰，一流的艺术品陈设，一流的茶具，一流的音乐，一流的容貌，一流的茶艺动作。这就是在大唐时代，富足的江南人对品茗的规范，而其核心，就是一个“和”。政治家喝了这杯茶，追求和平治天下，商人喝了这杯茶，则和气生财，而家人喝了这杯茶，那是家和万事兴。中国从隋唐形成茶道，每一朝代的皇帝，都把和平治天下看作最高境界，这在大兴茶道之风的大唐，可以说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与中国接壤的夷国外族只要承认大唐中央政府，每年供奉当地的特产，悬挂大唐国号旗，就可纳入华夏的版图，受到中国的保护。
从公元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经过1100多年的发展，文化积淀已相当丰厚。也是在江南太湖流域，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上，士大夫们早已追求丰富的文化生活，以满足精神的生活需求。所以，在明代至清代为什么能先后出现金陵画派、吴门画派、黄山画派、松江画派、杭州画派、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文人群体，这是中国茶道的必然硕果。尤其是乾隆首下江南，在惠山竹炉山房以视、听、嗅、触、味五觉的感官上，体验了茶舍的饮茶过程后，乾隆回到京城，不但按竹炉山房的样式复制了宫廷茶舍，而且从茶道的内容方面，更加规范和丰富了它的文化品位，最终形成了“琴棋书画戏文茶”的宫廷茶道。乾隆的宫廷茶道，是中国茶道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茶道，由于文人是主体，所以更追求品茗时的“文玩”。
从史料中黄栋华发现，乾隆皇帝在自己创建的任何茶舍中品茗，尽管茶叶有杭州龙井、长兴紫笋、宜兴碧螺春、武夷大红袍、云南普洱、六安瓜片等不同品种，但茶舍的活动始终是精神上的、一贯的。主要是赏画题诗钤章，或作诗吟诗、绘画赏书，或弹琴把玩自己收藏的各种艺术珍宝，从不在茶舍理朝政，完全沉浸在愉悦的中国文化中，感悟文化的快乐，以提炼自己的艺术修养。
乾隆茶舍的再现乾隆茶舍的创办，对他人来讲也许是渴望不可及的事，但对黄栋华来讲，却是水到渠成的事。2000年，黄栋华在故宫院长朱诚如的支持下，巧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宣统五位清代皇帝的印玺，由吕尧臣制作的“大龙宝玺壶”，是故宫收藏的第一把当代紫砂壶。2002年，黄栋华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的支持下，深入故宫文物仓库勘察驳样乾隆办公家具，历经半年，组织上海、苏州、南京、东阳四地的100多位工艺师，成功复制乾隆18件家具，轰动全国。人民日报、上海电视台等全国30余家主流媒体均对此事作了报道。2005年，黄栋华代表上海工艺美术界，成功中标乾隆皇帝晚年的会所——倦勤斋的修复工程。这一系列与故宫的合作，使黄栋华近距离感悟到200多年前乾隆皇帝在宫中“文玩”的气息。因此，2012年7月，他在台湾故宫获得乾隆茶舍的档案资料，顿时有了恢复和重建乾隆茶舍的想法。
今天的乾隆茶舍，正墙上悬挂中年乾隆的肖像，左右两则是明代青花瓷板画，下面一张红木方胜翘头案，上置仿漆雕三供，两侧陈设一对乾隆蓝地轧道锦鸡冬瓜瓶。案几两侧置一对紫檀宫廷方胜花几，上面摆放一对盆景，顿使乾隆茶舍春意浓浓。茶舍的宫廷方胜八仙桌上，一把乾隆款的紫砂壶，一只紫砂珐琅彩将军茶叶罐，一套景德镇制作的斗彩茶具，以及竹制的茶筒、茶匙、茶扦、茶夹等沏茶使用的茶具，而影青焚香炉更突出了乾隆茶舍“雅”的品位。茶舍的左墙中间上悬挂徽宗绘制的花鸟画一幅，两侧红木方胜“梅兰竹菊四条屏”下，陈设牙雕宫扇、金地浅雕冬瓜瓶、紫檀浅雕香薰。案几左侧是汉代款古琴，琴桌上置一只乾隆金碗，漆雕文房用具、黄地转头瓶等乾隆官窑瓷器。环顾整个乾隆茶舍，所陈设、置放的每件艺术品、工艺珍宝都具有鲜明的乾隆皇家风格，这样的陈设能在远离故宫的上海再现，确令人叹奇，给人震撼。乾隆茶舍的再现，其意义有二个。第一，通过乾隆宫廷茶道的推广，重塑中国茶叶高品位的形象，改变人们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传统认识，把它从物质转为精神文化产品，“琴棋书画戏文茶”，视饮茶是一种文化活动、精神的享受。第二，改变中国茶叶粗放型形象，提高它的文化附价值，而这一口碑的形象代言人，也许就是乾隆皇帝。
茶马古道从辉煌走向沉寂
茶叶、瓷器、丝绸是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具声誉的三种商品，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和品质。伴随着这三类商品的输出，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境内三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早已久负盛名，而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网络庞大、路线复杂、覆盖6省区20多个民族的茶马古道，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公元1990年夏秋之交，一队马帮驮着睡袋、帐篷和干粮，挎着枪支，照相机和录音机，牵着猎狗，踏上了这条数千公里的神秘之道——茶马古道。”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于1990年开始的为期100天，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正是这次考察，开启了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也是这次考察，木霁弘等“六君子”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茶马古道的前身是不晚于汉代便已形成的以滇、藏、川境内横断山脉为中心向外扩散的马帮盐运古道。经过唐、宋、元、明的扩张与修葺，这条古道盛极一时，清代以后，茶马政策有所松弛，官营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印度取代了中国在亚洲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茶叶输出日渐衰落，茶马古道也随之萧条。民国时期，日军占领缅甸后，茶马古道成为西南后方主要的物资供应通道，马帮携带物资频繁往来，帮助战区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
宁洱县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原马帮上京城，出缅甸、老挝的必经之路。61岁的李天林在这里土生土长，家里世代以开马店为生。在他的记忆中，他家的马店在民国初期还有生意，但“差不多1954年的时候，由于有了公路，车多了，马帮少了，我家的马店在这时候就关店了。”现代运输方式的普及使得茶马古道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今，只有交通不便的少部分地区仍在使用茶马古道。
汉代至今，这条古道从喧嚣到沉寂，从繁华到没落，它曾承载着马帮的梦想与希望，写满数不清的风云变幻。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沿着这条道路，从中原走向吐蕃，从此与故土生死永隔。但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去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茶马古道的开通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封锁，为各民族提供了交往的便利。茶、盐、布匹和日用器皿与骡马、毛皮、药材等的频繁交换，使边疆与内地建立了持久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
除商品外，这条古道也成为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茶马古道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原生的古老文化元素至今仍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内地来的商人甚至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千年后的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这条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沧桑、民族兴衰的古道，如一位迟暮的美人，沉默地面对着世界的万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