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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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夫禧年间，成都每年的三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最大。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1393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优质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叫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人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外地的茶叶也输人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㈣彭州堋口茶场一天便有6万斤的茶叶人库记录，巨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0059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羁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交子与钱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极具优势的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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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叶消费的社会影响
宋代饮茶十分普及，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皇帝嗜茶，文人士大夫嗜茶，僧侣嗜茶，平民百姓也普遍饮茶，饮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所谓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饮茶兴盛突出表现在茶馆的兴盛上。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饮茶大盛，汴梁（开封〉、临安〖杭州）大街小巷，茶肆茗坊数量众多，服务形式多样，功能日趋复杂，分工层次明确，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概括地说，宋代茶叶消费数量多，影响大，茶叶生产、茶叶市场、茶税茶利、军事国防、民族关系均与之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促进了茶叶生产
虽然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茶叶消费能力、数量、质量千变万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代茶叶消费水平比唐五代时有较大提高，消费数量有所增加，对茶叶生产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1.推动了茶区拓展，增加了茶叶产量
需求刺激生产。正是由于旺盛的消费需求，才使茶叶生产大发展。宋代产茶地区除云南外，包括15个省市，总计112个府州军，除其中10个军是在唐代州郡中分割出来的夕卜，实际产茶州府军为102个，这还不包括《茶经》所载唐代产茶而宋代暂时尚未找到资料证明的润州、费州、韶州、象州4个州。宋代茶叶产量估算约为140万担，比唐五代时最高产量80万担增长了60万担，增幅为75先。由此可概见茶叶消费对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在福建表现得尤为明显。陆羽《茶经，八之出》对福建茶区着墨不多，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说：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人宋后建茶异军突起，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当时的情况是，唐及唐以前，以蜀茶为重，待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人们连篇累牍地用最美好的文字赞美建茶，并以品饮建茶为自豪，掀起了一股消费建茶的狂潮。惟兹茗饮为可喜的直接后果是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繋新而趋时之好，故殊绝品之始得自出于蓁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茶叶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榷东南茶时，茶须悉送六榷务系之，分配给福建的岁课额是39.3万余斤。到元丰七年（1084）王子京为福建转运使，再榷福建茶时，建州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两共320余万斤，是榷东南茶时的8倍以上。而珍品建州北苑茶，初每岁不过产五六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如果没有消费者人竞贵之的狂热追捧，是不会有建安之茶散天下者不少的火热局面，同样也就不可能有包括建州在内的整个福建茶产的大发展。尤其是北苑茶中的绝品，茶刚采摘，售者巳担簦挈囊于其门，或先期而散留金钱，或茶才人笪而争酬所直，以致出现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的情况。
2.刺激了茶叶相关技术的进步
宋代对茶树栽培和管理、茶叶采摘和焙制、茶叶贮藏和饮用均非常重视，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技术水平比唐五代时期也有显着提高之处。这与茶叶消费，尤其是市场消费不无关系。如对茶树生物学特性的认识，即主要是茶树对外界环境的要求认知更加详细，更加具体，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赵汝砺《北苑别录开畲》、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赵佶《大观茶论，地产》等茶着中。关于茶树品种，唐代陆羽《茶经》是从茶树生长环境和茶叶外形、颜色等来加以区别。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则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白叶茶、柑叶茶、早茶、细叶茶、稽茶、晚茶、丛茶等7种茶树的品种及性状。赵佶《大观茶论，白茶》则专门论述了白茶这一特殊品种。关于茶树繁殖，宋代创造的多子密植法为后世所继承。关于茶园管理，宋代已十分注意除草和施肥。赵汝砺《北苑别录开畲》引《建安志》说得很具体，云：开畲，茶园恶草，每遇夏曰最烈时，用众锄治，杀去草根，以粪茶根，集除草、松土、肥园于一体。同时还介绍了利用桐木与茶套种之法，起到为茶夏挡阳光，冬避严寒的作用。关于茶叶采摘和焙制技术，宋代采秋茶的现象逐渐增多，甚至还有冬天采茶的记载，对采茶的时间、方式比唐五代更加重视，要求更严和考究。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采茶》、黄儒《品茶要录采造过时》、赵汝砺《北苑别录采茶》、赵佶《大观茶论采择》均提出了详细要求。采茶之后，必须进行拣茶，以便挑择肥嫩之叶，去除病伤芽叶与老叶等，以提高茶质。这道单独工序为唐五代所没有，而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茶病》、黄儒《品茶要录白合盗叶》、赵汝砺《北苑别录拣茶》、赵佶《大观茶论采择》均有详细记载。拣茶之后进人制茶阶段。最能代表宋代制茶水平的是团饼茶的生产，尤以建州为代表。宋代制茶工序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是蒸和焙这二种。茶拣后仔细洗濯干净后再蒸，蒸熟后经冷水淋洗后即研。研前先压，即榨茶，又叫压黄〈只适于建茶〉。研茶后即造茶，把茶匀人各茶模压成各色茶饼，然后用火烘干，即过黄，最后进行包装收藏。整个制茶过程技术精湛，要求甚高。赵汝砺《北苑别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赵佶《大观茶论》、庄绰《鸡肋编》卷下均有大量记载。至于宋代煎泡茶叶的技艺有了新的发展。其冲点法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它是唐代煎煮技艺的发展，同时又为明代冲泡技术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宋代茶技还东传日本，成为日本诸派抹茶茶道的源头。宋代点茶技艺、点茶程序、分茶技艺、斗茶技艺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3.提高了茶叶质量，许多名茶脱颖而出。
北苑茶之所以深受消费者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合浮费者对髙档茶的消费需求。这种茶原料优等，要求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为茶病：对茶叶采摘、拣选、蒸搾、研制、烘焙、包装，每一道工序都要求相当精细，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独特的制茶工艺，把龙凤夯制作工艺推进到无以复加的顶峰。所谓乌蒂、白合，茶之力病。不去乌蒂，则色黄黑而恶。不去白合，则茶苦涩。蒸芽必熟，弃膏必尽。蒸未熟，则草木气存；去膏未尽，则色浊而钟重；受烟则香夺，压黄则味失，此皆茶之病。《大观茶论》也说：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宜，研膏惟熟，焙火相良，概括了制作龙凤茶工序中应注意的技艺。由于宋代到茶尤其是北苑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只求质量，不计成本，所产茶均为珍品，品质优良，堪称极品，成为各方争抢的奇货宝物。人们以品茶为荣，以赠建茶为敬，这种风气在社会上层中特别有市场，因而对双井、日铸、顾渚、蒙山等名茶生产也带来了一定毚响。消费市场对名优茶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茶叶采制工艺精益求精，促进了茶叶品质的提高，各地名茶因而脱颖而出，天下郡国，所出茶货，品类至繁据统计，宋代有名茶293种，比唐五代时期的148种多近一倍。名茶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反映了消费需求对茶叶生产的影响，是人们饮茶求精求优心态和行为的反映和必然结果。
4.促使茶类结构发生变化
宋代茶类以团饼茶为主导，不仅最负盛名的茶类是团饼茶，而且斗茶的原料是团饼茶，因而在众多史料中大多唯团饼茶制作工艺、斗茶标准为准则。如北苑茶制造有搾茶工序，制出的茶为白色，因而白茶就被评为好茶。赵佶认为，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蔡襄也说：茶色贵白。这两人均是宋代最负盛名的茶艺专家，他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范仲淹所作《采歌茶歌》广受欢迎，诗中写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襄看后不以为然，不客气地说：今茶绝品者甚白翠绿乃下者尔，遂建议把绿字改为玉字，翠字改为素字。这实际上是以北苑茶标准评定优劣。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不但评价茶汤优劣的标准在变，专尚团饼茶的消费习惯也在逐渐消失，草茶比例增多，声名大振，成为与高档团饼茶媲美的茶叶，受到消费者欢迎。尤其是景佑（1034~1038年）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后制作尤精，本来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但双井后来居上，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似乎奠定了腊茶与草茶并驾齐驱的局面。腊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两浙的说法即可揣其大略。双井茶，从欧阳修《双井茶》诗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斤茶，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及扬休诗句家山鹰爪是小草，敢与好赐云龙同，即可知士大夫以饮双井草茶为荣，认为其茶品质与最名贵的北苑密云龙不相上下。由于草茶崛起，饼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散茶份量日益加重。唐朝岁贡特盛的阳羡茶，原为团茶，人宋后巳不复研膏，只谓之草茶而已。饼散过渡是宋代茶类发展的基本趋势，南宋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不蒸之茶即散茶，明代说：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这是饮茶习俗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
二、促进了茶叶市场的繁荣
虽然不同阶层的茶叶消费对茶叶市场的影响各不相同，但从整体上看，消费对市场的拉动和贡献相当明显。从市场体系看，宋代全国茶叶市场网络体系在唐五代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茶叶初级市场增多，中级市场集散周转功能强化，承销市场广阔，周边及海外市场拓展，各级各类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强化。究其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是消费对市场的刺激。需求创造市场，决定市场的孕育和发展，没有需求就无所谓市场，需求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宋代表现得相当明显。宋代茶叶市场体系的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发表过的《宋代茶叶市场体系的发展》《中国茶叶》2005年第1期）一文，这里不再重复。
三、官府获得了丰厚的茶利
主要有茶税、岁课、茶息，通商时为茶税、茶租。官府获取茶利以茶叶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背后支撑动力是消费需求的存在及旺衰。虽然榷茶制体制下，难免存在茶商与官方争利的现象，但主导茶利分配及流向的仍是官府，官府有利可图，否则就无法解释官府为何费心劳力来组织控制茶叶贸易了。官府认识到，由于茶叶消费数量庞大，茶叶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有着极为诱人的利益存在。刘承规说：山泽之饶，茶茗居最，宰相李纲说：摘山煮海者，天下之利源，而国家经费所赖以给足也，谁掌握了茶盐之利，谁就占据了主动权，茶盐之利在州县，则州县丰饶，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有些地方的主要收人就是茶，国家榷茶盐，大率淮浙之课在盐，江乡之利在茶。从大局看，茶、盐地位旗鼓相当，所谓茶、盐等也，茶盐，国之利权。假之方镇，则以供军；收之公上，则以裕国。对茶利，宋朝赖是以济，尤其在国势抢攘如此，州县匿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难方多的情况下，有犒师养兵修缮戎器之费，赖此干运，以济难危。茶利对宋朝贡献极大，成为官府重要财政收人。用周必大的话说，国家利润，鹾茗居半，可见某地位举足轻重。当然盐利占第一位，茶利次之。汪圣铎研究，榷茶收人约为全宋岁人数的百分之一至五，漆侠说得更具体一些，认为宋高宗末年财政总收人为五千九百四十余万贯，宋孝宗时为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而这两代的茶利，分别占财政总收人的百分之四，六和七，二。这么多茶利用在何处？绝大部分用以养兵。《历代兵制》卷八《宋》说：自皇佑〈1049-1054年）一岁之人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宝元间1038~1040年）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政收人，十中八九赡军。神宗〔1068~1085年在位）时陈襄指出，治平二年1064天下财人约6000余万缗，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分，这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茶利。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宋代茶利绝大部分用以养兵，当无大错。
从茶利征收总数也可概见官府获利之丰。宋初平江南后，岁约400万贯，嘉佑二年〈1035〉最少，岁课128万贯，内实钱86万贯，子钱46.9万贯。真宗、徽宗时榷茶收入较多，岁课约300-500万贯，南宋前期曾达600万贯，几乎是唐代茶利的10倍。大观三年〔1109〉蔡京将茶利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嘉佑1056-1063〉以前，岁课均赋茶户，岁输不过三十八万缗有奇，谓之茶租钱，当然收人有所减少，但如果加上茶税收人806032贯，仍有1175104贯，比通商前此二项之和1094093贯尚有较大增加。如果仅从租钱变息钱看，崇宁（1102-1106）以后，岁人之息，骤至二百万缗，视嘉佑益五倍矣，政和（1111~1118）改茶法，岁收息至四百余万缗。此外，蜀茶收人同样骤增，其始岁课三十万。李稷为提举，增至五十万缗。其后岁益至百万缗，绍兴十四年（1144）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茶马司富甲于天下―。官府除少量年份茶利为茶商所侵夺外，获利甚丰，这当然与官府立法太重，取利太多的残酷搾取有关，但也与市场消费增加密不可分。
四、提高军事国防实力
由于茶叶需求旺盛，人们在消费茶叶的同时，官府获得了大量茶利，其中很大部分用于军事边防。李新《上皇帝万言书》说：户部之计，茶利岁人，不訾边防之用，仰此以为喉吻之哺，从官府的出发点来看，茶利岁人首先属于政治目的。宋朝边防形势严峻，茶利岁人应满足边防之用为要务，因而在盐池之坏未复的情况下，国用尤急於茶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有犒师养兵修缮戎器之费，赖此干运，以济难危及岁仰茶利以佐军费是客观实情。如宋神宗〔1068-1085年在位）时经营熙河，急需大量金钱，而榷川茶取得的茶利，对支撑西北防务具有决定作用。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并非夸大其辞，而是实事求是的表白。南宋时，赵开治蜀，茶利成为抗金的坚强后盾。赵开广泛开展茶盐榷酤、奇零绢布之征，收到良好效果，赵开馈垧者十年，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到绍熙年间〈1190~1194〕，仅成都利州路岁人茶钱249.3万余缗，朝廷岁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由于茶利直接济军，关系非同异常，北宋专门置发运使以总六路赋人，其职以制置茶盐酒税为事，军诸国用多所仰给，明确规定把军储作为首要任务。这一规定非同寻常的举动，显示了茶利对军需国防的重要作用。榷茶之设也是利用少数民族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消费心理和饮食需求，设榷场售茶以助军需。真宗时〈998-1022年在位〉，河北转运使索湘会内殿崇班阎自新建议，请于静戎、威虏两军置场鬻茶，收其利以资军用。南宋后，更是把金朝极为欢迎的腊茶运往榷场牟利，以补军费之不足。（绍兴）十二年〔1142〉，兴榷场，遂取腊茶为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人海之禁。西北地区面向西夏的榷场也是售茶牟利。田况所奏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安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此不得不悔也，欧阳修所说然则两榷场舍茶之外，须至别将好物博易贼中无用之物，均说明了这一特点。被宋朝奉为国策的茶马贸易政策，不用说其战略思想是充分利用蕃部所欲，大抵惟茶为急，恃茶马为命的特有消费需求，实现以茶易马，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整体考虑。所以当宋朝收复熙河时，面对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乏茶与之为市的被动局面，迅速作出反应，就近榷四川茶运往西北地区市马，换取大批战马，成为宋朝解决军马特别是良马的一条最重要途径。至于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虽诸蕃马多驽，无甚军事价值，但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达到靠军事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固边目的，也是相当深远战略考虑的政策。实现之一战略构想的重要基础是非茶马无以招集汉蕃人族。当然，官府还主动利用交引制引导商人向边地输送军事物资，以茶偿价，从而达到巩固边防的重要目的。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於西北，利尝至数倍的局面，是官府着眼于增强边防实力，主动饶利茶商，用以解决军需的一项重要手段。雍熙〈984-987〉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并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这种方法嗣后推广。
乾兴〈1022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984-987年）法给券，以茶偿之气至和三年〔1056年、改辇钱帛于河北边防，以现钱和籴，惟人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刍、豆、粮、粟均为军需必需，军队日不可缺。交引制施行的前提是茶商必须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但这又须以茶叶销售为中心，茶叶消费水平提高，茶叶销售渠道畅通，茶商才会人中提茶，否则必然难以为继。从实际效果看，由于茶叶消费市场的广阔，交弓I制实行时间较长，对军需国防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天圣三年0025年）夷简评价道：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于茶叶消费大有关系。
五、成为民族融合的粘合剂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虽然曾有过分裂和战争，但各民族的友好交往和融合是主流。要达到这一点，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络、经济往来必不可少。两宋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均一如汉族饮茶成风，辽金中华茶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突的茶礼和饮茶技艺。而这些饮食习俗之所以得以保持，其中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得到照顾。无论是通过赏赐还是贸易，茶叶这一少数民族消食去脂保健的必需之物，源源不断地得以输人。二是各民族的经济联系不能断绝。通过榷场贸易、茶马贸易，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曰益密切。正是由于宋朝产茶，各少数民族又迫切需要茶，因而经济文化往来和联系更加密切，共同开发祖国的边疆地区，为统一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如西夏元昊发动对宋的战争，茶叶贸易停止，西夏人民迫切需要的茶叶无法得到，激起人民反对，他们发出了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元昊赶快与宋议和，停止战争。宋辽榷场贸易中，茶为重要输出物。为了促使市场繁荣，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采取鼓励政策，诏雄州，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金国统治者认为，茶仅是出于宋地的草芽，实乃无用之物也，但问题是金国饮茶盛及一时，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因而几次禁茶却无甚效果。自造茶质量又差，价格也高，根本推销不出去，比起作榷茶本钱的宋朝腊茶不可同日而语，富者瀹建茗，尤其是婚礼中必不可少，因而私茶泛滥成灾。就这样，金国人以这种方式也要维持嗜茶已久的消费习俗。西南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羁縻政策下，茶叶消费有保证，因而使黎州地区直到南宋前期基本上保持了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和平局面。其中朝贡次数最多的邛部川素效顺，扞卫边陲，成为宋朝的依靠力量。可见，各民族以茶为纽带，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茶对民族团结的贡献大矣。
茶马古道起因于茶叶贸易
普洱茶的名号来自地名，即过去的云南普洱府，现在的思茅地区普洱县，历来是云南茶出产和加工集散的主要地方。
以滇南普洱出产的散茶为原料，蒸压加工成便于运输的紧压茶，就是非常受藏民欢迎的云南普洱茶。藏民饮用云南普洱茶的历史久远，在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就记载着康藏地区的藏民饮用普茶，也就是现今的普洱茶。事实上茶叶贸易从唐朝就开始了，是无数商旅穿行在藏区汉地，走出了茶马古道。
现在丽江古城里还能找到曾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他们回忆说：当时运往西藏的主要是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入藏的茶叶中，就以普洱茶打出的酥油茶香醇色好，最受藏人喜欢。普洱茶经过长途贩运和更长时间的存贮后品质会愈加地好，这也是藏人偏爱普洱茶的一个原因。
由四川供往康藏地区的茶叶称为边茶。四川边茶的生产历史同样非常久远，宋代在四川雅安、名山等地设立茶马司，由官方控管茶叶进入边区的买卖，以茶换取康藏地区的良马。茶马互市对于汉地同样重要，既为官府带来税利，同时交换所得的马匹也是军务之必需。茶马互市的贸易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才逐步放开到民间。
茶马古道的“大站台”--成都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成都是古代的一个大站台。从这里出发，茶、丝绸、石榴、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辣椒、马铃薯、烟草、红薯、玉米、棉花，香药有了行走的脚，从东走到西，从内走到外贸易和人文交流，就诞生在繁盛的道路集市上。天竺邛杖、蜀布路线就是从这里出发，东到盐乡自贡和重庆，西到藏民居住区，北连西安，南通云南，并借助茶马道，可到达印度缅甸，甚至可通到波斯。川滇茶马古道，两三千年中，因势而兴，直到建国后，随着公路铁路等的修建，才渐渐衰落并消失。
成都是据点。川滇茶马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古代的成都又是中原进入西南边夷的关塞。中原与西南各族的交流，都以成都为中心。
成都是一座桥，也是路边的驿站。它繁茂的岷江水系，东望楚湘、南出云南，扇面经络一样遍布川西平原，一直云帆高挂，四通八达，担当着西南各族各地区与中原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任，无数水码头的地名，还让人怀想当年的繁盛。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十三年后，周游西域列国的张骞回到长安。
他向汉武帝汇报此行的所见所闻。汇报很长，汇报中，张骞巧妙而聪明地提出自己的下次出使任务。他说，我在大夏时，见到邛山的竹杖、蜀地的布。大夏人告诉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天竺买来的。天竺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风俗和大夏差不多，只是气候要潮湿炎热些。那里的人民把大象当战马。这个国家临着大海。
张骞向皇帝道出自己的见识：我猜测，大夏离我国有一万二千多里，在西南边。天竺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的物品，应该离蜀地不远如果从蜀地过去，既方便，又安全。汉武帝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犍为郡出发，去结交天竺。
犍为郡是汉代时的大郡，汉代犍为就是今天的宜宾。从汉代国都长安出发，朝西南走，到成都后，走岷江，经今天的乐山到宜宾。从宜宾逆金沙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攀枝花附近，然后沿茶马古道，到达昆明，到达缅甸、泰国。汉时，犍为郡是遏制重庆和长江沿线各城的军事要地，也是从出入昆明和西南各地的咽喉所在。
在汉代及以后的各代中，犍为郡成为牵引蜀地西南各地以及长江沿线的神经节。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大驿站，而犍为则是前哨。
张骞的出使报告写进了《史记》。《史记》成为千年经典，归功于作者司马迁。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后，司马迁写下了皇帝的想法。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多奇物，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张骞的此次出行有遗憾也有收获。遗憾的是，他和他的同伴没有找到天竺;收获是，他的这次出行，结交了西南地区的滇国等国家。使汉代与这些西南边夷国家联系起来。
张骞是汉代的信使。他不是商人。但他却发现了商机。大夏有蜀地物产。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而大夏的蜀地物产是从今天的印度来的。那印度的蜀物是怎么来的呢?毫无疑问，是从茶马古道进入缅甸和印度的。茶马古道以云南最为出名，那是古道的下游主干，而这条古道的中游就是四川，上游起点则在长安。
从长安到成都后，路分两线：一条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西昌、会理、然后从攀枝花拉鲊渡金沙江上云贵高原、经永仁、大姚、祥云至大理，与云南通过缅甸茶马古道相连;另外一条，从成都经乐山、宜宾、跨金沙江、进入贵州的赫章，再到云南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而至大理。这就是天竺邛杖、蜀布的行走路线。
蜀地的茶马古道并不仅仅通往印度这条。还有一条，从成都到雅安、翻过二郎山，到达康定，然后到理塘、巴塘，到昌都、林芝、拉萨，最后到达江孜、亚东，通往尼泊尔、印度。
这条线很难走，山高路远，加上恶劣的地形和气候，如果沿这条线到达印度，太困难。这条线，更多地充当着西藏与四川的运输线。中原借这条线与西藏交换马匹，而西藏借这条线，运输四川和中原地区的茶叶和食盐。
《史记西南夷传》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筰马是指筰都的马，僰僮只指僰人奴婢。髦牛，即牦牛。这几句话，向我们透露了，在汉初，四川人已经开始用物产去交换周遍夷国的特产。
张骞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到达了滇越。因为在他踏上这条路时，司马相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之前。皇帝派司马相如治理西南夷，他做得很成功：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被写进了后来的《华阳国志蜀志》：夷人冬则避寒入蜀。
成都与川西藏区的民间联系一直存在，司马相如让这条通道更为畅快。利用这条道路，将成都平原的茶叶和盐运往康定，再由康定的马帮，驮运到西藏各区，换回西藏的马匹。藏族谚语也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张骞从犍为郡出发时，司马相如已过知天命之年。张骞出使前的蜀地周边，汉藏文化已经交融频繁而热烈。这条川藏道建立得最早，也保持得最为频繁。
川藏茶马古道从汉代到清末，几经变迁改道。怎么改，都以成都为大站和首发站。唐代，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文成公主入藏，并没有经过成都，走的是青藏道。而川藏茶马古道在唐宋时尤其蓬勃，因为从成都西边，就是藏区。宋代在从中原到青藏的沿线设计了多个茶马互市。四川的汉源和雅安也设立有茶马互市，专门针对康区。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等物品。
说到川菜，外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辣，因为巴蜀居民喜欢食用辣椒。辣椒并不是中国的原产。辣椒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把它带到欧洲。1493年，辣椒传人西班牙。明代后期，辣椒才传人我国。辣椒怎么进入中国，怎么进入四川，并使四川成为食用辣椒和种植辣椒的大省呢?
辣椒传人有两条路径，陆路和海路。根据学者考证，浙江辣椒种植比福建、台湾、广东、广西都要早七十年以上，可以认定浙江是辣椒从海路传人中国的最早落地生根点，这是辣椒传人中国的第一条路径。辣椒在中国各省传播，由浙江传到中西南地区的湖南和贵州，雍正年间增加了西部地区的陕西，乾隆年间由湖南周边地区扩展到四川。马铃薯、烟草、红薯、玉米等物品也是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在中国迅速传播推广，它们进入四川的传播路线，都与辣椒相似，都是由湖南经贵州和云南传入。云贵川的往来太频繁了。经由川滇茶马古道，从印度等地外域传入中国的物品有棉花，香药(即海药)。
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陕西茶商的茶马贸易传奇
翻开历史的画卷，陕西茶商在中国的边茶贸易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以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赢家，这种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后才逐渐消亡。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四川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许多陕西茶商的后人，他们依然记得祖辈的故事。而在三秦大地，茶商后人也大有人在，他们的往事有待挖掘。
强大的秦商集团明清时期，秦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掌控中国商业数百年之久。秦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外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秦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秦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秦商垄断，川人只占是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秦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秦商的会馆和店铺。秦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秦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也就是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4000驮，每驮四包，每包60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300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40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150多人，流动资金有100万现银元。
茶马爱情故事秦商的贸易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垄断了茶马贸易，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就连四川本地人也不是对手。据民国《西康纪要》一书所载:“西康汉商贸易，多操陕人之手。在康定城，茶号陕商居其大半。除户县人外，在雅安茶商中，泾阳县的商号多达6户，陕西商人占据了茶马贸易总量的大半。早在明代，关中地区就不断有人到川西藏区经商，户县当地把这些人叫做“炉客”，清末民初户县的“炉客”已达3000余人。到建国前，甘孜州陕西人最多时达7000余人，汉藏所生子女达万余人。
豪放质朴关中汉子特招藏族姑娘喜欢，唐蕃一家亲嘛，和藏家的结合，让老陕完全融入当地，搞起边贸那叫顺风顺水，垄断那是理所当然。那会儿的咱的老先人可比咱们现在浪漫的多，阳光的多，出差之余，还尝试了异地恋，闪婚、走婚更是特长。有藏族美女陪着，喝着青稞酒，跳着锅庄，谈着生意，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现在走婚习俗只限于泸沽湖，而当年在茶马古道沿途非常普遍。马帮行走天下，豪放彪悍，见多识广，又不缺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富帅”，即便是土司千金有时都难逃其魅力吸引。陕西灶客和藏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传唱至今，在康定，人们说《康定情歌》里张家溜溜的大哥就是个陕西楞娃，李家溜溜的大姐是个藏族美女。为了便于和藏民打交道，老陕学会了藏语，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如今，炉客的后人已经融入藏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陕西话，也没去过陕西。他们既拥有藏族名字，也拥有汉族名字，依然清晰的记得老家在户县、泾阳的某乡某村。他们的先辈将陕西的风俗留在了康巴，边城的人们至今喜欢吃陕西的锅盔和擀面，他们依然把父亲和长辈叫“达”。炉客带来的锅盔流传深远。有一次，我在丽江的市场，清晰听到了这种熟悉的叫法“锅盔”，在如此遥远的边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我在雅安也时常看到锅盔的身影，我才真正了解灶客影响有多深远。锅盔其实就是陕西的“馕”，便于储存携带，饿了就啃一口，是陕西人在茶马古道上必备的干粮。
户县一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目前康定巴塘一带至少有几千名灶客的后人，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户县牛东乡草庙村，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格桑曲批大叔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3个儿子回过户县，最后爷爷把格桑曲批的三叔留在了户县。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茶马古道的起点
说起茶马贸易，起源很早，盛于明清，是中国边贸和对外贸的一大方式。茶叶也是自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项长盛不衰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讲，茶马贸易涵盖古代中国边贸的全部内容。陕西人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从事边贸生意，在茶马古道上活动极为频繁，大唐西市就是边贸互市场所。
茶马贸易的最初涵义是茶马互市，就是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边疆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其意义并非某些人望文生义所指的马帮运茶。边疆牧民以食肉为主，缺乏蔬菜，加之高寒缺氧，喝茶能够增进饮食消化和增加维生素，还能降低血脂，牧民日常饮食离不开饮茶，而内地的军队缺少优良马匹，骑兵对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样，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力下，茶马贸易应运而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陕西制造泾阳茯砖茶是边疆牧民的最爱，至今在新疆的超市里，维族人还瞪着大大的眼睛寻找茯砖茶。牧民喝上了好茶，心情就不一样，从这一点上边茶贸易功不可没。而茶马贸易又通过边疆延伸到周边国家并远及欧美，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难以估量。中国的茶叶远销到中亚、西伯利亚俄国属地，也出现在印度市场，境外的产品也随之来到中国。茶马古道最终演进成如同章鱼触角一样的多的国际贸易线和如同蜘蛛网一样密的国际贸易网。经营商品也不断扩大，小到烟酒糖茶，大到欧洲奢侈品、珠宝玉器，也包括虫草、藏药、水烟等地方特产。精明的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将内地产品运到边区，总不会空手而归，他们顺手牵羊，将边疆特色又驮回来再大捞一笔。
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我看到了百年前中国茶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留影，茶叶将在这南亚最大的港口驶向欧洲。商人也会顺道带回一些奇货和新潮玩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在边城或藏家见到劳力士表这样的宝贝，都是由茶马古道运回来的。茶马贸易带来的新潮玩意多着呢，如果你去仔细寻找，就会有惊奇发现。你要是在边城遇到一位老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您也别奇怪，茶马贸易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年不少人都去过国外，边疆并不封闭。雄峻喜马拉雅山无法阻止茶马古道延伸，这真的非常神奇，充满了活力，贸易带来的文化融合，增添了边区的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无论大理、丽江，还是康定、西昌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中转站，这里是多民族和各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喇嘛教、小乘佛教、大成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和谐共生，共同组成了香巴拉独特的风景线。
西藏昌都的陕西寺里，原籍陕西的穆斯林在虔诚礼拜，他们随着商队落籍于此，历届掌教都是陕西泾阳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老城，一座藏族民居里，一个建筑构件上清晰的刻着：明崇祯柒年陕西焦氏。崇祯七年是1634年，距今已经378年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老陕在此从事边贸生意。80岁的房主说，过去香格里拉陕西人多，起码有上百户，还有陕西会馆。焦氏的后人焦学仁依然生活在当地，他的藏族名字叫阿布，他还能说出陕西先辈的故事。
茶马古道伸向无尽远方，要问其终点难以查询，因为商业的欲望是无穷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伸向遥不可知的城镇和人群。要说其起点，那就是老陕的故乡关中，其核心起点就在秦商云集的泾阳三原一带。多少个世纪以来，泾阳的街道上，高门大户商号的黑漆大门徐徐推开，马队和骆驼在黎明前集合，整装待发，载满砖茶、土布、丝绸，东家一声悠长的吆喝：走咧！
黎明的寒气有些逼人，呼吸的热气在空中聚散，他们无所畏惧，将满载信心出发，也将满载收获回归。前路漫长而无际，他们将前往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民勤、夏河、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归化、奇台、伊犁、雅安、康定、巴塘、松潘、昆明、大理、保山，那里的分号和贸易伙伴再将货品运至库伦、恰克图、加尔各答、密支那等英属、俄属领地，沿线依然保存的陕西会馆证明了这一点。在最艰险的无人区，背茶伙计背着两百斤的茶叶翻过雪山和峡谷，有人可能会因此丢失性命。但是没关系，为了追求幸福美好，没人能阻止老陕的脚步，就这样陕西人用双脚和驮队踏出了一条茶马古道。
天下第一砖说起陕茶叶，就不得不提泾阳茯砖茶，人称天下第一砖，这是陕西人发明创造的专利，是边疆牧民一日可或缺的美妙饮品，也秦商纵横茶马古道、控制茶马贸易的独门武器和秘笈所在。精明的秦商在边贸活动发现新鲜茶叶难以长期储存运输，茶叶经过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运输中转，抵达边区或境外时味道已经散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宋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
宋代饮茶之风大兴,这使得茶叶的大量生产成为必需。李觏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潘)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又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2]可见，宋代饮茶之风已经普遍化、平民化了，而且当时人们对茶树的生物特征的认识大为提高。赵汝砺云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菱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茶园户、茶农根据茶树喜疏松、肥沃土地的特性，注意对茶树耘治和施肥，以利于茶树的栽培和产量的提髙。至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产茶。而临安府的茶叶产量在东南诸路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辖9县有6县产茶,其中名茶就有余杭径山寺之龙井茶以及西湖龙井产地所出的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等。
南宋时期，临安府茶叶生产已属商品化生产，其生产形态多样，类是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这些农户中不仅有个体小农，还有部分地主。南宋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封建政府不再干预农民的具体经营农民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生产。临安府所辖各县多丘陵山地，宜于农户广泛栽种茶树，而且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髙于粮食作物，从亊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所以不f农户便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民的重要副业。
第二类是茶叶生产专业户茶园户。茶园户中的一部分是由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转化而来的。由于生产茶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着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茶叶生产也由副业的地位上升到了主业。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经济地位亦较悬殊。小的茶园户或称之为茶农，除在采茶繁忙季节外，一般不雇工。规模较大的茶园则需要投人大量的劳动力，主要采取两种经营方式。其一是租佃经营，即将茶园分租给无茶园或茶园甚小的茶农，自己通过茶园以榨取茶租。这里也就产生了部分类似二地主身份的茶园主，这是农业生产中封建租佃关系在茶叶生产中的反映和表现。其二是雇工经营。有的茶园主招雇人工进行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与加工;也有的茶园主将部分茶叶分配给小作坊主加工，然后向他们收取制品，付给一定的报酬。茶园主主要是依靠剥削茶工的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而起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显然是货币关系，与封建租佃制关系不同。
第三类是寺院经营的茶园。寺院种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寺院占有大量山地园林;二是寺院大量僧侣为茶叶生产、加工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宋代寺院拥有雄厚的资本，寺院比一般农户占有更多的田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工商业在宋代特别发达，经营工商业易于获取巨大的利润，因此宋代寺院在工商业方面的活动日益活跃。当时两浙地区寺院经济力量比较强大。据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断。这些都使得临安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现象。《咸淳临安志》就有寺院经营茶园的记载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又宝严院垂云亭亦产茶。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赠送。
寺院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焙制都由专门寺僧承担。小寺院古地较少，资本不足，产量不多，所产茶叶多半用于自己消费,其茶叶商品率不髙。至于占地较多、资本雄厚的大寺院和中等寺院，其用于自己消费和献佛馈赠的茶叶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用来供应市场,其茶叶商品率较髙。即使在茶法严密的情况下，寺院茶园所产茶叶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走私到市场中去。有妄作远乡馈送人事为名，冒法贩卖，官司未有关防。茶叶生产成为大中寺院投资的重要产业之一。以上,对南宋临安府存在的三种茶叶生产类型做了横向的剖析。其实，上述茶叶生产者是不断处于变化中的。茶叶生产形态的变化是与茶叶市场、茶叶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
茶叶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道制茶工序才能最终投放到市场。茶叶采摘是制茶工序的开始，它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质量。唐人陆羽的《茶经》对茶叶的采摘已十分重视。指出，采摘之时，须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间，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只待天气晴朗的早展乘露而采。宋人则更加讲究，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資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采茶时还要注意操作要领和技巧凡断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则速断不柔以指则多温易损。W宋代采摘秋茶反映出当时茶园已由粗放管理向精耕细作管理转化了。
茶叶采摘后，晴择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W选择肥嫩茶芽，剔除不符合标准的冻害和病虫害茶叶、老叶及残破之叶，称为捡茶。捡茶之后便进人制茶阶段。宋代茶叶按其制作工序大致可分为腊茶和草茶两类。腊茶即片茶，指为团跨者，草茶又分为散茶和末茶等。但宋代的茶叶加工方法未能统一,各地对茶叶的加工各行其是，先进与落后的加工技术同时在各地出现。
宋代茶叶的焙制方法基本承袭唐代。唐代的团、饼，宋代称片茶。其制作大致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几个程序。在片茶的制作技术和工艺上，宋代有很大突破。一是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人则更重视蒸和焙。因此，宋代蒸茶便是制茶的重要程序之一其操作要领是:把洗净的茶芽放人甑中用沸水蒸，既不能过熟,又不能不熟。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淸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色赤而不胶。二是捣，，的工序,唐时用杵臼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效率低。南宋临安地区则普遍用水力研磨加工茶叶。用水磨研茶，较之用杵臼的人工捣茶,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人力，茶叶的成本必然降低而质量更有保证。三是团、饼的拍制艺术，尤其是饰面,龙腾凤翔，栩栩如生，精致至极。这样的精品当然价值昂贵。南宋时一夸之直(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1](二这也只有帝王才消受得起。因此南宋时期制作更多的是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散茶、末茶，散茶和末茶在局部地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临安地区就以出产草茶为主，它矽加工技术比蜡茶要简易得多。蒸而不捣者为散茶，捣而不拍者为末茶。余杭径山寺的龙井茶就有蒸、碾、焙、干、研、末的,称为抹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除蒸淸散茶外还出现了炒青散茶。据日本资料记载，光宗赵佯绍熙元年(1190年)，荣西和尚来我国留学，将釜熬茶制法引进日本，这说明宋朝当时已有炒青制法。当然这种焙制方法还未普及，当时临安府仍以蒸清散茶和末茶为主。
茶业政策之宋代茶马政策
宋代茶马政策[TeaandhorsepolicyinSongDynasty]宋代茶马互市，系由宋初向少数民族赐茶，少数民族向宋王朝献马发展而来。
宋太宗、真宗时，为交好和羁縻西北少数民族，常有遣使赐茶之举。少数民族为了表示友好和臣服，也时有驱马至京以献，宋王朝均按值回赐茶叶和其他货币，献马遂演变成少数民族与中原以马易物的代名。初始几年一次，后渐成为一年一次或一年多次。
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设估马司，以专门负责接受献马和回赐货币的估价，有关以茶易马或茶马互市的政策，广义泛指宋代的茶政和马政。宋代完全实行以茶易马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蒲宗闵等人蜀，经画榷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自此茶马贸易，成为终赵宋之世的不易之典。初榷茶、买马犹为二司，后来曾以买茶兼提举买马，或以买马兼提举买茶，未能解决一些具体矛盾。崇宁元年(1002)，茶事、买马二司合并，成立都大提举茶马司。
北宋买马年额约在一万五千至两万匹左右，最初的茶马比价为一驮茶（一百斤）易马一匹；后马源锐减，比价骤升，最多时年用博马茶一千万斤，占蜀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宋代茶马贸易，开以茶易马之先河，对于补充战马，满足军需，增强国防，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推动和促进边境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积极作用。
“茶马贸易”竟成军国大政？明朝西南的茶叶贸易有怎样的重要地位？
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叶的起源地，在唐代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产茶区而受到《茶经》的赞誉。及至南宋，仅四川一地的产茶已高达二十多万斤，整个西南地区的产茶已经超过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半。随着茶叶在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风行，其经济利润和战略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茶叶贸易的监管——唐文宗首行“榷茶法”，实行茶叶专卖，此后政府茶叶专卖制度基本在其后历代沿用。据史籍分析，西南茶主要用于茶马贸易，即与青藏、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互市马匹，在明朝“茶马交易”更成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
茶马古道路线图
茶马古道是明代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涉及西南地区的路线包括康藏茶马古道及滇川茶马古道(均开通于明代)。前者由雅州(今四川雅安)出发至康定、此后分三路入藏;后者分为两道，上行道由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景谷、下关至拉萨，下行道由普洱经黎明、江城至越南莱州、海防。这两条茶马古道与陕甘茶马古道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贸易网络。
朱元璋像
为保证西南茶的供应，明代对西南茶叶种植、贸易的重视程度较前代进一步加强。明初，政府在重要的茶叶产区专门设立茶仓，同时实行金牌信符制，茶叶贸易需由专门官员持有信符以便核对，如无信符则判以重刑;针对私茶贸易未彻底杜绝的情况，弘治年间明政府实行“招茶中引”制度，即推行官商合营，商业因素被引入西南茶的供应与行销中。
明孝宗弘治皇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