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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场法[Contract-concludingplacedecree]亦称政和茶法。宋代茶法之一。
政和二年(1112)五月，由宰相蔡京制定颁行，共四十一条，二千余字，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茶法。其核心内容是置合同场于产茶州军，而合同簿给予京师都茶场。即太府寺每印造茶引三百道.置一合同簿，由监押官员送往都茶场，控制茶引的发售、登记、批凿，及茶引抹毁等事项，以都茶场通过合同簿控制产茶地区合同场。WwW.CY316.COm
与此相配套，合同场法共包括八方面内容：水磨茶法，园户、茶商自相交易法，茶商请弓l贩卖法，长短引法，茶价确定法，蜡茶通商法，笼筇法，赏罚条例。其中有十八条专门涉及告赏及惩罚，针对园户、茶贩、场务官吏、公人、牙侩及保人等，各自有法可依，违法予以严惩。在户部太府寺榷货务都茶场这一茶事管理体制下，此法规定，诸路产茶州军，各置合同场，以每岁产茶及四十万斤以上处，差文武官各一员监场。南宋初，产茶州军专置监官的合同场凡十八处。
建炎三年(1129)，户部尚书叶份请罢专职监官，州委在职官一员，县委知县兼管。绍兴五年(1135)，仅江西路的洪州、江州、兴国军，湖南潭州等地的合同场硕果仅存。至绍兴十八年，在福建著名的建茶产地建州复置合同场，此后为就近出纳茶货的方便，在三榷务所在地的临安、建康、镇江也设置合同场。从总的情况看，南宋专设监官的合同场已远比北宋减少得多。合同场法总结了禁榷和通商法的经验而制定，其实质乃官方专卖体制下的部分自由通商，收到了公私两便的效果。
此法颁布后五年间(1112～1116)，茶息高达一千万缗，平均每年二百万缗，比绍圣年间(1094～1098)年均八十万缗有了大幅提高;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增幅更大的茶税。但由于蔡京一伙的把持弄权，茶法朝令夕改，后来蔡京又推出所谓对带法、循环法等，对中小茶商进行无偿掠夺。大茶商则与场务官吏勾结，狼狈为奸，上下其手，骚扰园户。这种腐败之风，最后成为诱发方腊起义的导火线。
合同场法比起榷茶制，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南宋，经改进后称为都茶场法而奉行不悖，对后世的茶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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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法规之茶引法
茶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亦称卖引法、长短引法，或简称引法。宋代茶法之一。蔡京于崇宁四年(1105年)创立。
商人于京师都茶场购买茶引(官方颁发的购茶执照)，自买茶于园户，至设在产茶州军的合同场秤发、验视、封印，装入笼筇，官给券为验，然后再运往指定地点销售。长引限一年，可行销外路;短引限一季，只能行销本路。路为宋代行政区划，略小于今之省。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对此法的评价是：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于祖宗时耳。此说未尽确，实则仍是官方专卖体制下有限的通商法。
政和二年颁行的合同场法中，蔡京又专设条款对引法进行规范：凡请长引者，交钱一百缗，如欲往陕西，加收二十缗，均付给一百二十缗的茶;短引输钱二十缗，付给二十五缗的茶。南宋建炎二年(1128)，赵开参照卖引法进一步完善，于成都置合同场买引所，就近卖引，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必由市;以茶百斤为一大引，茶与引必相随。
凡买茶引，每斤春茶七十文，夏茶五十文，仍旧加收市例、头子钱(手续费)。此法为元代钞引法所继承，后明代商茶引法也有较多的采纳和参考。参见茶引、合同场法。
卖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长短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茶业法规之贴射法
贴射法[Discount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刘式、薛映，天圣元年(1023)，由三司使李谘进一步完善推行。目的在于革三说法弊端，这是使人中与茶盐等专卖物脱钩，唯以现钱为中介的茶法，是茶从禁榷向通商过渡的茶法。其法解除了原先榷茶官给本钱，园户将生产的茶叶全部卖给山场等做法，准许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但必须在官置买茶场进行;官府收取茶商息钱，给券为验。如罗源场原官府预给本钱二十五文的活，给商人卖价为五十六文，其中三十一文即为息钱，由茶商向官府贴纳，另付茶农二十五文，即可取茶。茶户则要据远近再付给商人四至六成的饶润。
这种交易并非完全自由，茶价由官府决定;如贴射者少，仍由官场收买园户茶叶。此法对官府十分有利，茶与边籴脱钩后，虚估之弊不再存在，原落入东南大茶商腰包的茶利又回流国库;政府不付本而坐收息钱，又可省去大笔运输费用。
对商人也很有利，原来三说法时，官府强行摊派的多为陈恶粗茶，现向园户购买可得好茶，且饶润超过了耗茶数量;园户取消预付本钱，饶润比耗茶几乎翻番，实际上负担了原由官、商承担的运费和汇总费，但避免了私茶的骚扰。贴射法可谓一石三鸟;财政增收节支，边储可有保障，茶无积滞，但由于大茶商及其代表人物翰林学士孙奭等反对，行不二年即被废止。
茶业法规之通商法
通商法[Trade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嘉祐四年(1059)至崇宁元年(1102)实行于东南地区。四十余年间，东南茶除福建蜡茶仍禁榷外，其余六路并行通商，其核心内容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即将通商前岁课六十八万缗，减半约三十四万缗均赋茶农;因其相当于农业税，故称茶租。
商人与园户可自由交易，只需交纳茶税。沈括曾将通商后的茶利与禁榷时相比，茶租虽比茶课减少一半，但商税增加了一倍。政府可不再出维持六榷务十三山场等茶政机构的费用，边籴与茶彻底脱钩，再无虚估之扰。简政省刑，缓和了因走私贩茶引起的种种冲突和武装对抗，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对园户而言，虽增加了一笔茶租支出，但每丁不过三十九文，免除了支付茶本的利息和折税茶，实际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商人付钱后，可以买到好茶，避免粗恶官茶摊派之苦。通商调动了园户和中小茶商的积极性，使这一地区茶叶生产、制茶技术和茶叶的商品经济、茶叶文化等等，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通商法唯一受到打击的是以大茶商、交引商为代表的豪商富贾，引起他们及其朝中代理人的强烈不满，向徽宗邀媚取宠的蔡京，借茶租、茶税钱的流失影响财政收入为由，于崇宁元年(1102)罢通商复行禁榷。
茶业法规之见钱法
见钱法[Cashdecree]宋代茶法之一。是贴射法的继承和发展。
景祐三年(1036)，三司使孙居中，在知枢密院事李谘的支持下，请行见钱法。河北漕使杨偕也上书从旁力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获准实行。
此法与贴射法类似，但废除了交引铺担保及三司验符等容易滋弊的措施，茶商持茶交引赴榷货务即可偿钱。同时还严禁私贩和禁止人中陕西，因其利厚，趋之若鹜，犯者不准再人中京师。
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战争又起，边储告急，大茶商及其支持者又反对见钱法，结果是别定酌中之法，给茶商更多实惠。如原人钱买真州等六务十三场茶者，入钱七十贯，即支茶一百贯，现减为六十五贯，在河北人中请茶者减为六十四贯。
皇祐二年(1050)，知定州韩琦请复行见钱法;至和二年(1055)主持河北边籴的薛向，提出以见钱购买粮草，人中才和茶盐彻底脱钩，为通商创造了条件。
从992～1059年的六十余年间，见钱法数度推行，旋行即罢，实质上是主张禁榷和通商二派斗争的反映。但在宋代，对此项改革却是毁多誉少。
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认为：此法乃抑茶商及边民耳。究其原因，古人以实物征纳为古风，以言及金钱为逐利，在崇本(农)抑末(商)的封建时代，任何主张商品经济的观念和尝试，必然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但见钱法仍应是宋代茶法中最为先进、合理的。
茶业法规之三说法
三说法[Threetaxes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在宋代史料中，三说法有多种含义。①沈括所言三说法：指博籴、便籴、直便三说。极边以茶盐等各类紧缺物资收购军需称直便;其中，又有紧茶钞和慢茶钞之分，分称紧便和慢便(紧便指人中商人可持茶交引至交通便利、茶质优良的上三山榷务兑现;慢便，则指交通不便，茶质相对较差的下三山榷务)。直便，即唐代飞钱制度的发展，由商人于沿边入纳现钱，再于京师请领，有一定利润。实行时间大致在宋初(1004～1040)。
②寇碱人中、凿头、便籴三说法。创始人为河北路转运使寇城，实行时间和内容同沈括三说法。人中即博籴，凿头即直便。
③人中钱、帛、金银三说法。即商人在东京榷货务交纳钱、帛、金银，官给券在沿江六榷务给茶的制度。始行时间为景德二年(1005)，京师榷货务通过人中，积聚大量金银、钱、帛，人内库，以充籴本。
④三说交引法。指官府以榷管物资偿付人中军需品的搭配比例。实质上是三分法，即以三等茶价兑付茶交引。三司使陈恕创立于至道元年(995)。其实质同王嗣宗于咸平五年(1002)创立的三分法，指人中物应偿十分茶价中，四分给香药，三分给象牙，三分茶引(后改为六分香药、象牙，四分茶引，称为四分法)。后来又发展为以钱、香、茶或茶、盐、香等不同的三种物品按一定比例搭配偿付人中商人。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九称：天圣三年(1025)八月，初令商旅入河北刍粟者，给香、茶、钱三物于榷货务，谓之三说。范镇《东斋记事》卷一则云：庆历八年后，以茶、盐、香药、见钱为四说，沿边用之;茶、盐、香药为三说，近里州军用之。以什么物品和何种比例偿付人中者，主要考虑二大因素：一是沿边军需的急需程度和地理远近;二是这几种折付的禁榷物资当时的价格水平。
官府正以此为杠杆调节人中者获利，但仍未免虚估之弊。虚估、加抬过高，价值与价格相背离，导致茶法大坏。三说法对国家财政、茶农、中小商人都有害无益，囤积居奇，买卖交引，高抬虚估的豪商大贾获厚利。后为贴射法、见钱法所取代。
博籴[Botiao]见三说法。
便籴[Biantiao]见三说法。
直便[Zhibian]见三说法。
凿头[Zaotou]见三说法。
上海之茶业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巳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茶业政策之榷茶
榷茶[Teamonopoly]古代茶的专营制度。
唐大和九年(835)王涯献榷茶之利，文宗以王涯为榷茶使，命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积旧，茶叶生产、买卖悉由官府经营。初推行便天下大怨，王涯因涉他案被诛，榷茶随之中止。入宋后，由于社会经济、军事的需要，亦实施榷制。
太平兴国二年(977)，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和蕲州之蕲口设立六榷货务，并在淮南蕲、黄、庐等六州设置十三个官办茶场，尽榷其利。商人买茶，必先到榷货务交纳钱帛，由榷务发给票券(茶引)，再到指定的山场兑茶。早期行榷的除淮南外，还有荆湖、两浙和福建，后来推行到川陕和其他重要茶叶产地。元代不推行以茶易马，但沿用宋代榷制。
世祖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七年(1280)，设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茶税。明洪武初年，议定茶法、引由、征课和易马之例，榷茶制度较前更为完备。《明会典茶课》载：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日酬劳。
明代榷制订立以后较稳定，清代榷制沿袭明制，顺治七年(1650)，规定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商领引票，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经商发卖，此诏即脱胎明制。嘉庆以后，茶之外销益盛，遂罢榷改收厘金，自此榷茶渐为苛征捐税替代。
茶业政策之贡茶
贡茶[Tributetea]古代进奉给皇室饮用的茶叶。
始见于晋。宋代寇宗爽《本草衍义》载：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唐时不但各地名茶人贡，而且还设立专门采制供王室御用的贡焙。唐大历五年(770)，在湖州长兴及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交界处顾渚山设贡焙，起初仅供五百串，后加至两千串、一万串，至会昌中，贡额增加到一万八千四百斤。
《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及唐代贡茶的地方，达十七州之多;其中以阳羡、紫笋和雅州的蒙顶茶最为有名。五代贡茶数量更多，《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乾化五年(915)，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载，马殷岁贡后梁茶二十五万斤;《宋史钱俶传》载，吴越一次向宋太宗贡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更有甚者，《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五年(958)春，江南李景，遣宰相一次献茶达五十万斤。
宋代贡茶更盛。入宋以后，宋太祖首先易贡焙于建州北苑。《宋史食货志茶下》：建宁蜡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日社前，次曰火前，又日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元代御茶园由建瓯移焙邻近的武夷山。袭唐宋贡制，仍以采造团饼为主。
明洪武初，太祖朱元璋罢团茶改贡芽茶，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茶生产和用开水冲泡饮茶方式的发展。据明代谈迁《枣林杂俎》载：明代有四十四州县贡茶，虽主要改贡芽茶，但数量仍达四千斤。清代贡茶与明制同，除田赋性质的土贡外，各地名茶均在其列。
贡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茶开发及茶叶栽培、采造技术的提高，并促进了包装、贮存技术的进步。有不容置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