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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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二十多年是中华茶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中华茶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喷涌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着《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知识，宣传茶与健康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茶叶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茶叶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茶叶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茶叶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茶叶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茶叶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茶叶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茶叶业务的国家商业部茶叶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知识宣传，扩大茶叶销售。由茶叶加工处张大为同志、茶叶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知识，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知识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茶人之家。浙江省茶叶公司茶叶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茶人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茶人之家》刊物（后改版为《茶博览》），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中华茶文化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1983年10月，浙江省科协主持，浙江省茶叶学会、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分会联合在杭州召开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推动茶叶界与医学界联合研究茶在医药中作用的会议，是对茶与人体健康认识深化、茶的药用价值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利用的一个转折点。吴觉农先生称赞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个创举。
1984年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的涌动。当年，湖北天门成立了陆羽研究会，将中国茶叶史上的先哲正式搬上舞台，昭显中华茶文化的辉煌。1987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吴觉农选集》出版发行，1988年吴觉农先生主编的《茶经述评》也正式出版发行。同年，杭州成立筹建了中国茶叶博物馆。安徽电视台拍摄了《茶圣陆羽》，将其搬上屏幕。庄晚芳先生提出倡导中国茶德廉、美、和、静四字原则，引起茶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成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1989年4-5月，台湾地区制茶工业同业公会会长黄正敏、台湾天仁集团副董事长李瑞贤、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经理蔡荣章等茶业界同仁两次访问大陆，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艺表演，为刚兴起的大陆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同年9月10日至16日，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全面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多彩的内涵。该活动由国家商业部土特产品管理公司、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新华社北京分社、中国农副土特产品开发公司联合主办，全国有120余家茶叶主管企业参加展出，有8支茶艺表演队参加了演示。日本、美国、英国、摩洛哥、突尼斯、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多家企业应邀参加贸易洽谈。启功先生题写了展览会会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严济慈、国家各部委及北京市等单位的十余名省部级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茶界前辈黄国光、陈椽、阮宇成、钱梁、陈观沧、裘览耕、刘祖生、杨兴祥、王郁风、于宝森等出席了开幕式。吴觉农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也驱车策杖参观了展览。他在认真地观看了展览的各部分内容后十分兴奋，为展览会挥毫题词祝贺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圆满成功。这次展示活动，集全国茶界之力，文化内容突出，反应强烈，震动很大，为中华茶文化的复苏吹响了号角。
复苏阶段，主要是指1990年至1999年。
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成功举办，在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昭示了中华茶文化的美好前景，为全国性的茶文化宣传活动拉开了序幕。
为了弘扬茶文化，业内的民间社团纷纷组建。1990年中华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担负起国内茶人和世界华人的茶文化交流任务；1992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成立大会，也将弘扬茶文化列为工作任务之一；1994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经过多年酝酿在杭州宣告成立。早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中国茶叶学会以及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将很大的精力转移到弘扬茶文化的工作上来。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从成立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规格一次比一次高，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影响一次比一次广泛。同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参与主办了许多地方性的茶文化活动，如：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以及茶与佛教的茶事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茶文化的传扬。此外，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通过相关活动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密切和加强了同东南亚各国的茶文化交流，进一步传播了中华茶文化，提高了中华茶产业的国际地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从成立之始就将弘扬茶文化、发展茶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积极利用各种会议和商品展览展销活动，大力营造茶文化氛围，提升茶文化宣传力度。继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十年后，与国内贸易部商业发展中心联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99中国茶文化展示周活动。此次活动比1989年的规模更大，档次更高，展品更精，文化内容更丰富。全国政协三位副主席及国家各部委的约二十位部级领导出席了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央候补委员王如珍还专门前往参观，有效地推动了茶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中国茶叶学会在这些年中，除了交流茶叶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外，在茶文化宣传上。以茶与健康为主题，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在茶对人体的保健功能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使饮茶知识广泛深入人心，大大地促进了茶的消费和利用。
中华茶人联谊会积极加强与港、澳、台茶人和海外华人的茶文化交流，多次组织海峡两岸茶人的交往，密切了两岸茶人的情感，促进了两岸茶文化的互动与发展。
与此同时，茶文化的弘扬也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本地茶产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纷纷举起茶文化的旗帜，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特色经济，引领企业和农民进入市场。
浙江杭州市借助国字号茶叶机构集中,茶文化资源深厚和地理区位的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举办茶文化活动,1990年又率先举办了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以后每年都举办大规模的茶文化宣传活动。2005年，该市又提出打造杭为茶都的口号，并利用杭州的茶叶机构吸引国内外宾客参观，展现茶祖国的灿烂历史和茶文化发展现状。河南是产茶的小省，茶区集中在信阳地区。信阳市政府从1993年起每年都举办茶文化节，至今未断。上海市匣北区政府从1994年起连续每年举办上海国际茶文化节；云南思茅市也从199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国际普洱茶文化节，新昌、安溪、溧阳、英山等重点产茶县政府每年也都举办各式各样的茶文化活动。
同时，茶文化人士也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发掘和整理茶文化遗产的工作中，茶文化书籍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在这十年中，出版发行的有《中国茶经》、《中国茶事大典》、《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古代茶叶全书》、《中国茶叶五千年》、《中国名茶志》等等，还有历代的茶史、茶道、茶艺、茶具、茶馆、茶人传记、各地名茶以及众多介绍茶文化的丛书，为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茶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在此期间，茶文化弘扬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市茶叶学会在1992年成立了少儿茶艺，在小学中普及茶文化，将茶文化列入学生德、智、体、能的教育中，收到很好的效果。目前受茶文化熏陶的学生已达四万余人。1999年，少儿茶艺活动被引入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组织了多所学校，有声有色地开展活动。少儿茶艺在乡村也有发展1994年浙江省武义县组织了乡村少儿茶艺，培养传承中华茶文化的后来人。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为弘扬中华茶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台有影、电台有声、报刊杂志上有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茶馆业在全国悄然兴起，更多的人群走出酒楼，走进淡雅清和的茶馆，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因而茶馆也就成为传播茶文化的重要窗口。
发展阶段。经过茶界同人和热心茶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近二十年的努力，2000年后中华茶文化已进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茶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融合的阶段。
各地的茶文化研究社团继续发展，茶文化活动更多更活跃。各地茶文化活动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如：广州市茶文化促进会从2000年举办第一届国际茶文化节和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后，到目前已连续举办了四届茶文化节和六届茶文化博览会。每届活动参与者达数十万人次，将本来茶消费极盛的广东茶文化推至炽热的程度。又如：山东省利用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为基地，大力宣传茶文化，从2001年起举办了三届中国济南国际茶博览会，把有浓厚饮茶习俗的销茶大省山东的茶文化氛围搞得红红火火；还有，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发掘、重庆永川茶旅游文化的发掘、四川蒙山茶文化的发掘、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发掘、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的发掘、陕西法门寺及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禅茶文化的发掘，以及陆羽《茶经》的研究和茶历史遗址的发掘研究等等，使人们对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2001年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标志着茶界同仁重视结合茶产业的发展实际，研究吴觉农先生的光辉茶学思想，弘扬当代茶圣的崇高精神，将引导中国茶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000年后，泡茶饮茶艺术受到更广泛的重视，人们从审美角度宣传茶文化。各地大力发掘和整理深藏在民间的各种饮茶习俗和各种茶类的泡饮方法，并经过艺术加工搬进茶馆，搬上舞台。2001年和2002年，几个全国性的行业社团联合在广西横县举办了两届全国茶道茶艺表演赛。2003年和2004年又在云南思茅举办了两届全国民族茶艺表演赛，推动了饮茶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地的茶艺培训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茶艺培训工作开办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国外来华接受茶艺培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我国的茶艺表演也开始进入西欧，向西方世界进军，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华茶文化的关注与兴趣。茶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全面复兴，弘扬茶文化的各种刊物也应运而生，尤其是《茶博览》的恢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茶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将茶文化推向高潮。2004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先生适时的提出倡导茶为国饮，将茶文化定位为以茶会友、以茶清政、以茶修德，将弘扬茶文化与党中央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相融合，赋予了茶文化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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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论文 |谈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一)
茶文化论文 |谈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一)
最近的二十多年是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在改革开放中喷涌
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著《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宣传茶与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业务的国家商业部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宣传，扩大销售。由加工处张大为同志、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之家”。浙江省公司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之家》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
品茶文化的现代茶道与茶艺的兴起
现代饮茶之道茶艺文化和唐宋茶道文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了，这一切都源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纸诏书。
朱元璋明初，茶饼制作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茶饼上镏金镂银，更有雕龙画凤，称之为“龙凤团茶”，但是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
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龙团贡茶而改贡散茶，点茶道随之衰落，中国的茶道因此发展到泡茶道。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关于朱元璋下诏的原因，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出身穷苦的朱元璋体恤民情、节约财政；二说朱元璋不懂风雅、一介粗人。
不管历史如何评说，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因为泡茶道的简便，茶也就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现代茶文化的讲究
1、礼节：礼仪节度。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示致意、问候、祝愿等惯用形式。
2、礼貌：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
3、仪式：具有专门程序、规范化的活动。
4、仪表：外表。包括容貌、服饰、姿态、举止等。
现代社交茶文化礼仪的表现就礼仪使用的媒介把礼仪表现分为语言类礼仪、身体语言类礼仪、饰物类礼仪、酒宴类礼仪。
1、语言类礼仪：语音类、口语类和书面类。
2、饰物类礼仪：由服饰、化装美容等代表的礼仪；通过各种物品代表的礼仪。
3、酒宴类礼仪：通过设宴喝酒吃饭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的礼节。“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上）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着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二、齿礼时敬茶；三、宾礼时敬茶；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着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中华古茶文化
喝好茶，要有平静如水的心境、能调出茶味的好器皿和清静的环境，但如果加深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便能完全融入茶的天地，不是更完美吗?来到龙海，你的收获不止限于优质茶叶，还有很多很多
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唐代——中华茶文化高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宋元茶文化（上）
中国的唐代是近五千年中气温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所以，茶树的栽培北限可以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
但是，到了宋代，气温要比唐代低23℃，因此，南方的茶叶生产优势就更加突出了。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宋代茶业的发展
⑴茶业重心南移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
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
建安设立贡焙，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官，西溪又次之。
北苑贡茶采制很讲究，对当时茶叶制造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跑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年。这表明了宋朝的官焙对当地茶叶起到了一个技术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各地私焙的兴起，又反过来对官焙有质量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土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土产茶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
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⑵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
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
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
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
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秭归)和江南一带。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
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如欧阳修的《归田录》(1067年)中载: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口，日注为第一，自景(公元13031038)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汴上，遂为草茶第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
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⑴茶学的深入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着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熊蕃和熊克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等。
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着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从这些作者的身份来看，宋代茶学研究的人才和研究层次都很丰富。
在研究内容上包括茶叶产地的比较、烹茶技艺、茶叶型制、原料与成茶的关系、饮茶器具、斗茶过程及欣赏、茶叶质量检评、北苑贡茶名实等等。
宋代茶学由于比较专注于建茶，所以在深度上，系统性上比唐代都有新的发展。
⑵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皇室的影响。无论其文化特色，或是文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贵族色彩。于此同时，茶文化在高雅的范畴内，得到了更为丰满的发展。
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礼制对贡茶的精益求精，进而引发出各种饮茶用茶方式。宋代贡茶自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后，通过精工改制后，在形式和品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号称小龙团饼茶。欧阳修称这种茶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仁宗最推荐这种小龙团，珍惜备加，即使是宰相近臣，也不随便赐赠，只有每年在南郊大礼祭天地时，中枢密院各四位大臣才有幸共同分到一团，而这些大臣往往自己舍不得品饮，专门用来孝敬父母或转赠好友。这种茶在赐赠大臣前，先由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上面，称为绣茶。
北苑贡茶进入皇室后，在茶品与官品之间有严格的对应规定，茶的赐用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如龙茶只供皇帝饮用，或只能由皇帝恩赐给执政、亲王、长公主。凤茶，专供皇室成员、大学士和将帅。近臣可得到京挺、的乳等茶。
宋代饮茶礼仪中，赐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赐茶包括皇帝向大臣们赐茶，朝廷向外国来使赐茶、宫廷游观活动中的赐茶，皇帝向国子监的监官、学官及太学生赐茶，还有在宫廷中的婚丧礼仪中也有赐茶的内容。由赐茶而衍生出来的还有大型的宫廷茶宴。
第二，贡茶的精益求精，促成了斗茶、品茶艺术的形成和提高。
由于皇室十分重视贡茶的质量，各贡茶督官对品质的改进十分重视，贡茶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地方官的仕途，因此，茶叶产地的质量竞争也十分激烈。斗茶，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于此同时，在斗茶活动不断升温之际，对品茶、斗茶技艺的理论探讨也不断进行，典型的就是蔡襄的《茶录》，《茶录》就是专门为仁宗皇帝了解贡茶及其品尝煮饮技巧而写的一部专着，其中论及到民间斗茶的用器、过程、评判优劣的标准等等，如《茶录》一类的着作对沟通皇室与民间的联系，对斗茶及品饮艺术的理论提升，对进一步推广和指导各种贡茶的质量竞争，都具有很强烈的影响。至于宋徽宗以一种茶叶专家的姿态撰写《大观茶论》，更不容下官平民们等闲视之。其影响力、倡导力更是巨大。这些影响其实就是朝廷由上而下的一种间接的干预。
⑶各种茶饮方式活动的兴盛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在以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有绣茶、斗茶；作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有分茶；作为民间的茶楼、饭馆中的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民间饮茶最典型的是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之时，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此为中心的茶馆文化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