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半发酵茶的事。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民国范儿的云南茶事”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民国范儿的云南茶事”相关知识！
因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西迁，最后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大批学者、教授来到昆明，很多文学大家都在昆明留下过足迹与记忆，甚至是生命，比如闻一多。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昆明的生活状态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着最生动细致的描写。
虽然这些文字大多是八九十年代写的，但是展现出的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很有民国风范。如他在《寻常茶话》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
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到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关于昆明的茶馆，汪曾祺在散文《泡茶馆》中表现得更为细致入微，我的大学就是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起的云南师范大学读的，联大学生泡茶馆的凤翥街、龙翔街、文林街、钱局街，也是我们学生时代常常游荡的地方，只是过去了70多年，那些茶馆早已灰飞烟灭、踪迹全无，现在充斥那些小街的全是些餐馆、冷饮店、服装饰品店。还是文艺青年时，读了汪曾祺的散文后，也曾激动地跑到学校附近那些小街上去追忆凤翥街上张罗茶馆的那个强壮而勤劳的女人；喜欢看小帅哥的花生西施；乐意借钱给学生买电影票的绍兴老板；文林街茶馆里美国明星的照片和摩登的同学；钱局街上各种奇怪的小吃；广发茶社里的学会风波那时的昆明竟然有那么多茶馆，茶馆里可以洞见万千世界，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成了小说家。wwW.CY316.cOM
茶文化精选阅读
云南民国茶人之—朱文精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
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云南民国茶人之—白耀明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茶香中的民国精神
民国的空气中充斥着长衫马褂与西装革履撞击与摩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精神的呼唤与宣扬。这个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凝结了独特的民国精神。即便是一杯寻常之茶，在民国大家的笔下也变得生动多姿、况味悠长。
提到民国的茶文，周作人的《喝茶》当属典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延续千年的茶文化早已被唐宋明清的文人和茶人演绎得至雅了，而到了日本衍生出的茶道更是发展到了崇高的美学境界。知堂老人用白话文寥寥几笔便勾画出雅人之茶应当有的身与心的状态。而他所认为不适宜的喝茶的时候多吃瓜子，左一碗又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则是到了雅的另一边俗了。他这一形象比喻，倒是弄得不少后人喝茶时拘谨起来了，因为怕被嘲笑为沙漠人啊！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喝的自然也是雅人之茶，他在《茶和交友》中说：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的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林语堂笔下的茶有了提升人格和地位的功能。
文人品茶贵在精细、贵在高雅、贵在感觉，但这些在鲁迅的笔下却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同样名为《喝茶》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文风迥异，常有人拿这两篇文章做比较，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命轨迹在这一杯茶里各自分离。
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在细腻敏感中的人满胸愤懑，无独有偶，阿英也对吃茶文学充满了讽刺：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哪一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民国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茶香中的民国精神里有生活的情怀与况味，也有现实的愤懑与批判，我们无从评判孰优孰劣，一杯茶里可以看到乱世中民国范儿的澄明心境，归于三个字便是真性情。
民国那些茶叶名人
抛开政治原因不谈，民国初期还是涌现出一大批历史、文学、艺术、建筑、军事等大家的!而且这些大家之中不乏对茶热衷的茶人。
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嗜茶之胡适
胡适生于茶商之家，一度曾嗜饮茶，任驻美大使时，曾多次要妻子寄茶叶到美国，他在信中对夫人江冬秀说：“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但胡适很忙，他大概没时间去品烹茶之水来自三峡哪一段。
斟细呷茶之文化
梁实秋也写有《喝茶》，他在《喝茶》开篇就为自己定位：“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
梁实秋
梁实秋《喝茶》记有亲历：“《潮嘉风月记》说工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我没嚼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澄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辄相偕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肆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娈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工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匣回家。不知是否故弄虚，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举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咖啡文化，东方文化是茶文化。梁实秋在《麻将》中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梁实秋在《喝茶》中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
苦茶庵老人说茶道
周作人既为“苦茶庵”老人，应该很讲究喝茶。但周作人也写有一篇《喝茶》，文章开篇首先提到徐志摩：“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剎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鲁迅不喜徐志摩，周作人虽为徐志摩写过悼文，但他对徐志摩的“茶道”似也并不很热情。
鲁迅在《喝茶》中说：“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鲁迅所说的收梢，可能还远。生命，思想，压抑，痛苦，该敏感的地方不敏感，不该敏感的地方，仍越来越发达。
述说茶叶改良期的民国茶
十九世纪末，南亚诸国茶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茶采取打击、排斥的策略，使我国茶叶生产每况愈下，产量下降，出口减少。民国以后，茶界以吴觉农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积极引进现代科技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良改革，初步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总体来说并无大的进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通阻隔，茶区沦陷，茶叶生产陷于极度衰败的境地。（正宗安溪：中国茶叶网吴觉农是我国近代茶叶事业的奠基人，在茶叶的生产、贸易、科研、教育等方面实行和提倡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为中华茶业的振兴兢兢业业奋斗达七十余年，被人们誉为当代茶圣。
1932年，吴觉农先生组织和参加了在东南各主要茶区的调查工作，并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进行了改良与研究、示范、推广，为振兴华茶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造就茶叶专业人员，在吴觉农先生的努力下，1940年复旦大学设立了茶学系。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茶叶专业系科，其中大多数人都成为我国现代茶叶专业事业的骨干。
茶叶从中国西南的莽莽丛林进入到五彩缤纷的世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曲折。自茶与人类结合开始，茶就以其优良的品质体现出与人类自然亲和的关系，浸润着中华民族的人生理想。
范瑞娟以茶护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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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出身茶乡—浙江嵊县，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爱喝茶，11岁从艺学越剧表演，易患咽喉炎，她更是以茶作为护嗓音、治疗慢性咽喉炎的良药。常年不间断，体会颇深，他说:“饮茶好处很多，对于戏曲艺术工作者夹说，更有利于保护嗓音。我们其它几位老演员如傅金香、吕瑞英等也都有饮茶润喉的习惯。”范瑞娟长期坚持饮茶，不仅嗓音好，而且眼睛也好，身轻体健。因而她曾用一句话来概括饮茶健身的体会:“明目清音见茶功。”
范瑞娟饮茶方法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设计的，她的胃曾动过大手术，冲饮绿茶时常加些冰塘，她认为这样既可增加热量，中和茶性，又可减少对胃的刺激，同时还能更好地起到润喉作用。她的这一经验，也许可供某些同样的饮茶爱好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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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他们眼中的普洱茶
民国时期，普洱茶还多为边销茶和侨销茶，后因战乱茶市大都荒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很多人对普洱茶都不胜了解，甚至有人把普洱归为红茶，吴秋山便在《谈茶》一文中出了这样的谬误，这是情有可原的。即便是民国大家，面对普洱茶也是充满着好奇与陌生的眼神的。
唐鲁孙第一次喝到普洱茶是在藏园居士傅增湘那里：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胜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据傅沅老说，西南出产的茗茶，沱茶、普洱都能久藏，可是沱茶存过五十年就风化，只有普洱，如果不受潮气，反而可以久存，愈久愈香。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唐鲁孙《喝茶》）
而在梁实秋眼中：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脝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梁实秋《喝茶》）梁实秋能在北京的茶馆里见到黑不溜秋的普洱茶，大抵与普洱茶曾为贡茶的历史脱不了干系吧！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广泛亲近民众的普洱茶，那便是始制于1921年的下关沱茶了。沱茶自诞生起便在巴蜀地区以及藏区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断代过。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不仅把北京和四川茶馆里的世像百态描绘得形象生动，更展示了作者眼中最亲民的普洱茶形象：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紧，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冯亦代，他在《品茗与饮牛》一文中也提到在重庆喝沱茶的难忘记忆：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