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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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茶马古道，人们自然会想起赫赫有名的川藏、滇藏茶马古道，特别是2005年，来自云南的一队云南现代大马帮重走茶马古道，更让人感觉茶马古道远离陕西，是西南地区的事，和陕西没有关系。然而，有关专家通过考察、考证、研究提出：
茶叶生产和饮用是陕西人发明的
不要以为陕西产茶历史短暂。陕西省秦商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教授告诉记者。
陕西不仅产茶历史悠久，而且是最早的茶叶生产地。神农尝百草，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神农氏是周人，也就是陕西人的祖先。到秦并巴蜀，已形成秦巴茶区，茶已进入日常饮用，称为品茗。作为中国产茶标志的大茶树原生形态，就在秦并的巴蜀。唐代茶圣陆羽《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说产茶地时，《茶经》又提到：金州、梁州又下。金州，今安康一带；梁州，今汉中一带。
唐代的长安满街都是茶店，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唐人陆羽才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着《茶经》。由此可见，茶叶的生产和饮用是陕西人发明的。
陕西茶马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历史一样悠久
如今为世人所熟知的茶马古道，为西南的川藏、滇藏两路。李刚认为，陕西也有茶马古道，从历史的悠久程度来看，不亚于西南的两条。
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的专家、学者有的认为，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但也有人认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蒙古回纥地区的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李刚说，由于茶叶具有帮助消化，解除油腻的功能，不仅西藏地区，包括西北地区畜牧群众均喜欢饮茶，而古代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正好西部地区产良马。于是，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因此古代很早以前，在西北就有茶马交易。起于长安的丝绸之路不仅仅只运丝绸，茶叶也通过这条道路运往西北，甚至西亚、欧洲地区。
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的专家也承认这一点。
李刚说，通过丝绸之路的茶叶，虽然多数非陕西所产，但多要途经丝绸之路起点陕西，因此，历史悠久、作为古代中国政治中心的陕西，其茶马古道历史之悠久，绝不会亚于其他地方。
陕西茶马古道是国道
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樊光春说，宋时，宋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战争频繁，军马需求量很大，不得不买番马，加之内地茶叶积压，西北少数民族又缺茶叶，以茶易马成为必然。熙宁七年，即公元1074年，大规模实行用茶买马法。此后十余年间，蜀京西南路金州辖的紫阳茶区及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宋史食货下六茶下》记载：初，李杞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
李刚告诉记者，宋以前，朝廷禁止茶叶出境，茶马互市主要以民间经济目的为主，所以，当时的茶马古道只是民间小道。北宋时期，茶马交易地主要在陕甘地区，茶叶就近取于陕、川。
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到了明代。明代初年，为了安抚西北边外的少数民族，羁制离心倾向，明朝廷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叶，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成为当时军马的主要供应地，《明洪武实录》云：骁腾可用者无逾陕西。
这时茶马互市才上升为控扼蕃夷、安邦保国的国策，明朝廷制定政策、法律规范茶马互市。《明史食货志》说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所以，明制尤密。明代的茶马交易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两个方面。西北边茶曾有一段非商品化的官运官销时期。陕西产茶各县由茶户将茶自行解运到汉中府领银，再从汉中由官领军夫挑至今陇西一带的巩昌后分途运至各茶马司，由各茶马司按额定比例与西番交换战马。因此这一时期的茶马古道为国道。
无论从宋朝有茶马交易法讲，还是从明官运官销边茶讲，陕西的茶马古道为首条茶马国道。李刚认为。
陕西茶马古道线路
李刚告诉记者，明初的陕西茶马古道主要路线为，从紫阳、汉阴、石泉到西乡，再过洋县、城固、汉中，然后分为两路，一路从勉县到略阳，进入甘肃徽县，然后到古河州临夏；一路走留坝、凤县，经甘肃两当，到天水后，又分两线，一线上临夏，一线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
到临夏的茶叶，一线到兰州，上丝绸之路；一线上唐蕃古道，即青藏线茶马古道，入藏。
到了明中叶，由于陕西茶叶供不应求，陕西商人到湖南安化调茶，通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进汉江，再分为两路，一路在丹江口市进丹江，经丹凤龙驹寨，过商州、蓝田，最后到泾阳。在泾阳加工为茶砖，也叫泾阳青砖，从平凉到兰州，上丝绸之路。一路从汉江到汉中，走以前的老路。
当然，其他路还很多。这一时期陕西产的茶叶，成为附属。
茶马古道沿途曾热闹非凡
茶马古道带动了沿途各地商业繁荣。李刚说，明清时期茶叶经水、陆两路外运西北各地。陆路沿汉江人挑篓背至西乡，转输茶叶使西乡其民昼夜治茶不休，已经达到男废耕，女废织的程度。水路则经汉水船运南郑十八里铺，亦称铺镇，使汉中这一水陆码头成为边茶办运中转枢纽和明清陕南最大的茶盐互市市场，商贾辐辏，货物山积，于是就有了百日场，即天天有集。一般上午十时左右场洪，下午四时渐散。每月往来西乡驮茶的骆驼就有300余头。倚江码头定名兴隆街，东至过街楼，约一公里，店铺俱全。
凤县为陕川茶叶经徽州批验的必经之途，因此，秦蜀商贾云集，尤其商业繁荣的东关，川陕商旅，南来北往，大小客店都是顾客满员。
略阳是川陕茶叶入甘的又一孔道，驮茶货物，驴驮人夫往来不绝，就是近代由略阳转输的入甘陕茶每月约67080斤。
丹凤龙驹寨为商务水旱码头，明时龙驹一寨，康衡数里，巨屋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穑，千蹄接踵，熙熙攘攘。丹江两岸设有河街之商业码头，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有10大会馆、18家骡马店和12家过载行以及十余家银钱铺。清嘉庆二十年，即公元1815年，又修建船帮会馆明王宫，专主船运，而陆运则每日有千匹骡马出入，使龙驹寨成为河岸帆穑林立，脚子班往来如炽，西北两路驮骡每日络绎不绝，街衢熙攘，极形肩摩鸡鸣未寝其常事也的小都会焉，有小武汉的美誉。
陕西人不该忘记
陕南茶叶贸易的繁荣，又催生了陕南以茶叶贸易为特色的市场主题文化的形成。李刚说，茶产区的紫阳，清代已形成耳扒碍足朝收茬，背笼擎肩晚采茶的生活方式，每逢阳春，茶山红袖翻飞，茶歌此起彼伏。西乡更是以茶叶为主导产业，全县除了茶叶转销，没有别的产业。
汉中是陕茶转输重地，以茶叶为中心形成特有的市场景观，沿江帆幡逐渐云集，过街楼即系囤积货物之地，每日款乃声，水浪的船声，码头熙来攘往声，与渡口竞度之声相酬答，呈现热闹无比的局面。
凤县因转输茶叶而形成每当黄昏时节，更是热闹非凡，轿抬、滑竿、驴驮、马载、客旅往来，熙熙攘攘的街景。茶叶过载，还使凤县形成独特的市场风貌，即每年秋冬，青海甘肃驮盐茶的骆驼、马帮，到双十铺后，卸下盐包，骡马歇住客店，骆驼就歇在河滩，驼客在河滩用自带的铜锅，挖坑埋锅造饭，他们没有擀面工具，把和好的面用手揪到锅里煮熟吃，至今双十铺人还把吃厚面片叫骆驼客饭。
这一茶马交易的经济活动和围绕茶叶产销形成的市场主题文化，是历史留给陕南最好的经济文化遗产。
李刚分析，西南的两条茶马古道之所以知名度高，是由于藏、川、滇三地十分重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云南青年学者首先提出学术命题，并在1990年夏秋季徒步100天实地考察。后来，国家旅游总局、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把西南茶马古道的旅游规划、开发纳入其十五总体规划中。2002年6月，藏、川、滇三地又在昌都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究活动。2005年，由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西藏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云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等单位联合出品的23集大型民族题材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与此同时，一支由43人赶着120匹骡马的庞大马帮，驮着普洱茶叶，重走茶马古道，沿途宣传云南茶文化。这些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陕西的茶马古道从历史文化上讲，一点儿不亚于西南茶马古道，我们更应该重视。李刚发出感慨。
开发前景广阔
李刚认为，在全球兴起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旅游热潮中，重建茶马古道主题文化，形成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陕南整体市场文化印象，拉动整个陕南绿色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引领陕南经济发展突破口和推动作用。
只要以茶马古道为主线，将文化遗产整合在一起，形成珠串般富有陕南文化特色的茶马主题市场文化，就会给陕南的青山绿水赋予更加浓郁的人文色彩，使秦岭巴山的苍山滴翠与汉江的渔舟晚唱交相辉映，使汉江夕阳的自然景色与茶歌飞扬的人文景观交相唱和，烘托出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秦巴文化场景。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且不说，光是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文化差异，就能吸引不少人。这一路有山、有水，有洋县的朱鹮，有城固的大熊猫，还有古树、古茶、古镇、古船、古路、古歌，定能吸引全国的眼球，形成风格独具的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热线。
重建陕南茶马古道文化，会使陕南茶文化走向中亚、西亚，与中东和欧洲相连接。因为饮茶在中亚、西亚，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同时，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茶马古道为主线，整合沿途各县的茶叶生产力量，培植互为犄角的陕茶名牌产品集群，形成陕南产业产销的规模效应和市场优势，对于带动沿途各县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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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陕西紫阳
陕西省紫阳县不仅盛产富硒茶，还是我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的主要发源地，至今知之者不多。
唐贞元末年，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开始茶马贸易，产于汉中、安康的山南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亚等地。明初，茶马贸易达到全盛时，陕甘茶马古道主要路线为：经紫阳、汉阴、石泉到西乡，再过洋县、城固、汉中、略阳，进入甘肃徽县，然后从古河州临夏出境。
紫阳的瓦房店为汉江支流任河与渚河的交汇之地，上通巴蜀，下接荆湘，便利的交通和繁忙的贸易，使之成为商旅马队的市井。明清时期汇聚了17家会馆，现在仅存西北五省会馆和江西馆。西北五省会馆主要经销茶叶，从其建筑的奢华可见当时经营规模之大。紫阳茶在这里经过采摘、制作、收购、挑拣、包装等工序后，进入陕甘茶马古道。茶商从瓦房店出发，用马驼或人挑背篓，经关垭子进入红椿坝，翻罗家店子进入尚坝，过羁马庄进入汉中镇巴县的巴庙、碾子垭，再进入西乡县腊西坝、茶镇，最后到达南郑县十八里铺，这条线路大约10日可到。运输茶叶使沿途每三四十里便形成一个集镇，其民昼夜治茶不休，已经到了男废耕，女废织的程度。
茶马古道促进了紫阳与外界的交流。明清两代，以鄂、川、湘、皖为主的大量移民沿茶马古道迁入陕南垦荒，带来了先进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去年，到紫阳寻根的甘肃朱氏家族，据说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经茶马古道走出的紫阳先民后裔，如今已繁衍至四五千之众。
昔日马帮走过的这条茶马古道上，至今仍回响着清脆的马蹄声。曾经穿越紫阳至汉中茶马古道的曾晓勤在《夜宿羁马庄》中写道：古茶商遗下的商业习俗至今还在延用，逢大宗交易便有牙子客从中撮合，拉下袖子，两手靠拢一言不发，捏指头论价。偶闻铃声，那是山民赶着马队在运板石
陕西茶马古道踏勘记
宁强县石牛道，是因秦王伐蜀、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得名，自古为中原通往西南的孔道。元朝以来，又称蜀栈、南栈。其路线是由汉中西行过褒水，经勉县入山区至金堆铺交宁强界，经大安、烈金坝折南，过五丁关至宁强县城，再转西南，经牢固关、黄坝驿、七盘关入川界而达成都，约600公里。该县境内共长85公里，多属险峻山径。《雍大记》记述五丁峡（或称金扣峡、宽川峡）云：“连云叠嶂，壁立数百仞，幽邃逼窄，仅容一人一骑；乱石嵯峨，涧水湍激，为蜀道之最险”。金牛道另有一条线路，从本县烈金坝西行经代家坝、阳平关、广坪河至金山寺青岩子（界牌）入四川界，去白水（今名沙州）至昭化而与宁强县城之路合。此道较为坦缓，是南北朝以前秦蜀主要通道。
宁强原名宁羌，境内置县设治迄今已有1370余年历史，县境东周以前为氐羌所据。春秋时期，白马氐据其西境，蜀据其东境。秦并蜀，置蜀郡，全境归辖。到宋朝，置三泉县直隶京师达137年，开我国中央直辖县之先例。
正因宁强地理生态环境的优势，加之又是汉水的发源地，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唐朝陆羽《茶经》载：“茶树，金州（今安康）生地西城、安康二县山谷，梁州（今汉中）生于褒城、金牛（今宁强）二县山谷。”由此可知，本县在唐时已有种茶的习惯，到现在，青木川还保留有150年以上的老茶树。
巴蜀之地，是我国茶文化的摇篮，至今流传着的“以茶易马”，
“丝绸(茶)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佳话，都与宁强有关。川茶传陕时，羌州（宁强）就是第一站。如何从这消失的古栈道中，考察得出宁强金牛茶马古栈道蜀门遗址呢？
2004年4月18日，韩兴海与中华茶人联谊会会员、宁强县农业局局长丁振华以及殷开鲜等人，爬山涉水来到了宁强县与四川广元交界的2425公里处的黄坝驿乡（宁强段）关沟村草皮山南崖，海拔约为900米以上的山腰之间，他们仔细踏勘，发现此处山石曾经人工凿开，犹如深谷，高数十米，约展臂之宽，设有石门掩挡，可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石道上还留有碎坏的石块，马踏的蹄窝，脚夫“打杵”留下的印记。“打杵”是巴山“背二哥”不可缺少的行路工具，丁字形，由于途中歇息时支撑背负的重物用。构造十分简单，却是十分管用的。还有南崖面上的柱痕和风雨的侵蚀得难以辨清的文图，时隐时现。这就是金牛茶马古栈道蜀门遗址保留较好的一段。
岁月流逝，数百年过去了，如今秦蜀天堑变通途。虽然驼铃消逝了，马帮改行了，但茶香仍在，这一切始终难从历史的长河里消失，而且愈来愈清晰地显现在当代人的视野里。
如前所说，从交通的角度看，汉中西部是蜀茶或番马进入长安的必经之地。秦汉至南北朝，由陕西关中入蜀都循着“石牛道”。此道细而言之，是由陕西眉县经斜峪关，褒谷栈道入汉中，复自勉县而出，出阳平关（古阳安关），由山道经广坪抵白水关（今四川青县白水镇），然后沿白龙江河谷至广元老昭化（今广元西南），转南入剑南阁道。另一条陈仓古道，即淮阴候出定三秦经此道，是由勉县沿今略阳的黑河坝、大黄院、鱼洞子、略阳，越清泥岭，出甘肃两当，进凤县越秦岭到陕西关中。两条道在南北朝以前汉中至广元、昭化一段，大致是出勉县西行至阳平关，再沿嘉陵江（西汉水）燕子砭，经安乐河、广坪、青木川进入四川省青川县姚渡镇，沿白龙江下可达白水镇，再抵昭化。沿线没有大山大河，自然成为古代的重要通道”这一通道，宁强具有必经之地的区位优势，为茶马古道的形成和茶叶的传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四）
给云南人说句心里话
李刚在发言中，所讲的第一点意见，就是感谢云南的同志，称赞他们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云南各级政府、党委的关怀、支持、领导下，举全省之力打造茶马古道这一品牌。
李刚说的绝不是表面上的客套话，而是一句心里话。李刚这次来参加研讨会的目的之一，是想看看云南是怎样研究、开发利用茶马古道的。
自木霁弘等人提出茶马古道概念后，云南各级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工作。这里只介绍其中两年的部分活动。
2002年5月，丽江地区人大工委与丽江县人大常委会通过调研，向丽江地区行署提出了《关于打造和推出茶马古道旅游品牌》的11条建议；6月，云南和西藏、四川在昌都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究活动；8月，丽江在北京举行了有费孝通、任继愈等全国著名专家参加的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文化研讨会。
今年4月，云南在澳门举办千年印记－－茶马古道风情展；6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云南省文物局、普洱市人民政府承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7月6日至8日，丽江政府举办了本次研讨会。
记者在丽江几天里，街上游客如潮，丽江古城里的游客更是多得摩肩接踵。丽江茶马古道博物馆馆长刘建勤告诉记者，丽江虽然只有110万人，但去年游客量达700多万人次，今年由于通了火车，预计游客将过千万。丽江文化研究会会员、负责本次研讨会文秘工作的杨杰宏自豪地说，丽江虽然不产茶叶，却是云南最大的茶叶销售地。
李刚私下羡慕不已地对记者说，你看人家从省、市政府到民间，全民形成共识，通过茶马古道拉动整个旅游经济，吸引了全国甚至世界的眼球，丽江年人均接待10人次游客。相比之下，这些年，陕西的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可除了媒体热心外，在省内反响不大，有关单位对茶马古道的漠视态度令人心寒。我们自己如果将茶马古道边缘化，就难免被别人边缘化。外省已对陕西形成合围之势，如果我们3人这次不来，就没有陕西的声音。陕西应该好好向云南学习，通过茶马古道形成陕南绿色茶叶带，拉动陕南经济发展。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二）
陕西茶马古道得到全国专家认可
来自北京、重庆、四川、青海、广西、云南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内外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事先提交了88篇论文，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一改过去说茶马古道不提陕西的习惯，将陕西列入拥有茶马古道省份之内。
由于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多，多数人只能在第二天的分会场发言。虽然李刚事先没有提交论文，而且因故提交名单晚，但主办方还是在开会头一天安排李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作专题学术发言。
为了宣传好陕西茶马古道的重要性，李刚做了精心准备，上台后饱含激情，声音洪亮。其观点令在场的专家、学者为之一振。随后发言的四川民族大学教授祁和辉、丽江纳西古乐发掘者宣科等人特意肯定了李刚的有关观点。会后，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澳大利亚首所孔子学院首任院长希格伦对李刚竖起大拇指：你讲得很棒。他告诉记者，李刚的发言学问高，讲得很生动、清晰，受到大家关注。
李刚返回西安时，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丽江文化研究会专职副秘书长和红阳在称赞的同时，表达了以后邀请李刚到丽江讲座的意愿。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告诉记者，陕西是中国产茶的北部边缘，是茶马古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就缺少了一块。今年6月初，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举行期间形成的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中，起初草稿上只有滇、川、藏、青、甘、黔6省份，没有陕西，看到《西安日报》的报道后，加上了陕西。而且他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到陕西汉中进行了考察。他发现，陕西茶马古道正史资料完整。
陕西茶商的茶马贸易传奇
翻开历史的画卷，陕西茶商在中国的边茶贸易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以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赢家，这种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后才逐渐消亡。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四川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许多陕西茶商的后人，他们依然记得祖辈的故事。而在三秦大地，茶商后人也大有人在，他们的往事有待挖掘。
强大的秦商集团明清时期，秦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掌控中国商业数百年之久。秦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外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秦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秦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秦商垄断，川人只占是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秦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秦商的会馆和店铺。秦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秦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也就是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4000驮，每驮四包，每包60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300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40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150多人，流动资金有100万现银元。
茶马爱情故事秦商的贸易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垄断了茶马贸易，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就连四川本地人也不是对手。据民国《西康纪要》一书所载:“西康汉商贸易，多操陕人之手。在康定城，茶号陕商居其大半。除户县人外，在雅安茶商中，泾阳县的商号多达6户，陕西商人占据了茶马贸易总量的大半。早在明代，关中地区就不断有人到川西藏区经商，户县当地把这些人叫做“炉客”，清末民初户县的“炉客”已达3000余人。到建国前，甘孜州陕西人最多时达7000余人，汉藏所生子女达万余人。
豪放质朴关中汉子特招藏族姑娘喜欢，唐蕃一家亲嘛，和藏家的结合，让老陕完全融入当地，搞起边贸那叫顺风顺水，垄断那是理所当然。那会儿的咱的老先人可比咱们现在浪漫的多，阳光的多，出差之余，还尝试了异地恋，闪婚、走婚更是特长。有藏族美女陪着，喝着青稞酒，跳着锅庄，谈着生意，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现在走婚习俗只限于泸沽湖，而当年在茶马古道沿途非常普遍。马帮行走天下，豪放彪悍，见多识广，又不缺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富帅”，即便是土司千金有时都难逃其魅力吸引。陕西灶客和藏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传唱至今，在康定，人们说《康定情歌》里张家溜溜的大哥就是个陕西楞娃，李家溜溜的大姐是个藏族美女。为了便于和藏民打交道，老陕学会了藏语，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如今，炉客的后人已经融入藏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陕西话，也没去过陕西。他们既拥有藏族名字，也拥有汉族名字，依然清晰的记得老家在户县、泾阳的某乡某村。他们的先辈将陕西的风俗留在了康巴，边城的人们至今喜欢吃陕西的锅盔和擀面，他们依然把父亲和长辈叫“达”。炉客带来的锅盔流传深远。有一次，我在丽江的市场，清晰听到了这种熟悉的叫法“锅盔”，在如此遥远的边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我在雅安也时常看到锅盔的身影，我才真正了解灶客影响有多深远。锅盔其实就是陕西的“馕”，便于储存携带，饿了就啃一口，是陕西人在茶马古道上必备的干粮。
户县一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目前康定巴塘一带至少有几千名灶客的后人，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户县牛东乡草庙村，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格桑曲批大叔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3个儿子回过户县，最后爷爷把格桑曲批的三叔留在了户县。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茶马古道的起点
说起茶马贸易，起源很早，盛于明清，是中国边贸和对外贸的一大方式。茶叶也是自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项长盛不衰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讲，茶马贸易涵盖古代中国边贸的全部内容。陕西人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从事边贸生意，在茶马古道上活动极为频繁，大唐西市就是边贸互市场所。
茶马贸易的最初涵义是茶马互市，就是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边疆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其意义并非某些人望文生义所指的马帮运茶。边疆牧民以食肉为主，缺乏蔬菜，加之高寒缺氧，喝茶能够增进饮食消化和增加维生素，还能降低血脂，牧民日常饮食离不开饮茶，而内地的军队缺少优良马匹，骑兵对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样，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力下，茶马贸易应运而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陕西制造泾阳茯砖茶是边疆牧民的最爱，至今在新疆的超市里，维族人还瞪着大大的眼睛寻找茯砖茶。牧民喝上了好茶，心情就不一样，从这一点上边茶贸易功不可没。而茶马贸易又通过边疆延伸到周边国家并远及欧美，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难以估量。中国的茶叶远销到中亚、西伯利亚俄国属地，也出现在印度市场，境外的产品也随之来到中国。茶马古道最终演进成如同章鱼触角一样的多的国际贸易线和如同蜘蛛网一样密的国际贸易网。经营商品也不断扩大，小到烟酒糖茶，大到欧洲奢侈品、珠宝玉器，也包括虫草、藏药、水烟等地方特产。精明的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将内地产品运到边区，总不会空手而归，他们顺手牵羊，将边疆特色又驮回来再大捞一笔。
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我看到了百年前中国茶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留影，茶叶将在这南亚最大的港口驶向欧洲。商人也会顺道带回一些奇货和新潮玩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在边城或藏家见到劳力士表这样的宝贝，都是由茶马古道运回来的。茶马贸易带来的新潮玩意多着呢，如果你去仔细寻找，就会有惊奇发现。你要是在边城遇到一位老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您也别奇怪，茶马贸易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年不少人都去过国外，边疆并不封闭。雄峻喜马拉雅山无法阻止茶马古道延伸，这真的非常神奇，充满了活力，贸易带来的文化融合，增添了边区的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无论大理、丽江，还是康定、西昌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中转站，这里是多民族和各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喇嘛教、小乘佛教、大成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和谐共生，共同组成了香巴拉独特的风景线。
西藏昌都的陕西寺里，原籍陕西的穆斯林在虔诚礼拜，他们随着商队落籍于此，历届掌教都是陕西泾阳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老城，一座藏族民居里，一个建筑构件上清晰的刻着：明崇祯柒年陕西焦氏。崇祯七年是1634年，距今已经378年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老陕在此从事边贸生意。80岁的房主说，过去香格里拉陕西人多，起码有上百户，还有陕西会馆。焦氏的后人焦学仁依然生活在当地，他的藏族名字叫阿布，他还能说出陕西先辈的故事。
茶马古道伸向无尽远方，要问其终点难以查询，因为商业的欲望是无穷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伸向遥不可知的城镇和人群。要说其起点，那就是老陕的故乡关中，其核心起点就在秦商云集的泾阳三原一带。多少个世纪以来，泾阳的街道上，高门大户商号的黑漆大门徐徐推开，马队和骆驼在黎明前集合，整装待发，载满砖茶、土布、丝绸，东家一声悠长的吆喝：走咧！
黎明的寒气有些逼人，呼吸的热气在空中聚散，他们无所畏惧，将满载信心出发，也将满载收获回归。前路漫长而无际，他们将前往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民勤、夏河、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归化、奇台、伊犁、雅安、康定、巴塘、松潘、昆明、大理、保山，那里的分号和贸易伙伴再将货品运至库伦、恰克图、加尔各答、密支那等英属、俄属领地，沿线依然保存的陕西会馆证明了这一点。在最艰险的无人区，背茶伙计背着两百斤的茶叶翻过雪山和峡谷，有人可能会因此丢失性命。但是没关系，为了追求幸福美好，没人能阻止老陕的脚步，就这样陕西人用双脚和驮队踏出了一条茶马古道。
天下第一砖说起陕茶叶，就不得不提泾阳茯砖茶，人称天下第一砖，这是陕西人发明创造的专利，是边疆牧民一日可或缺的美妙饮品，也秦商纵横茶马古道、控制茶马贸易的独门武器和秘笈所在。精明的秦商在边贸活动发现新鲜茶叶难以长期储存运输，茶叶经过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运输中转，抵达边区或境外时味道已经散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三）
是茶换马，还是马驮茶
研讨会上学术争议激烈，主要分为滇、陕、川三派。
第一个发言的木霁弘，夸赞了丽江和丽江马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特殊作用。他说，南部驮茶的马，到了大理、丽江一带就不能再走了，因为它们不适应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唯有大理、丽江的马不惧高海拔。他强调，在研究茶马古道时，不要只看正史，而忽视茶马古道的民间性。他注意到有的人基于地方眼光，排出一、二、三。研究茶马古道时要完整、全面地评估，不要想当然地说你这条路是第一条、是起点。经过长期研究，可能你的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木霁弘后面的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说的是陕西的事情，特别是今年4月16日在紫阳县向阳镇瓦房殿举行的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起点揭牌仪式。
第6位发言的李刚，没有因为自己身处人家门上且是应人家邀请来参加会议而回避观点的交锋。
李刚提出需对茶马古道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茶马古道是由国家经营、以内地茶叶换取边疆战马为主要内容的西部贸易大通道，是以茶换马的交易；另一种观点认为，茶马古道是以马驮茶的贸易大道，马只是工具而不是商品。李刚认为应该是以茶换马。由于当年陕西运茶量太大，主要是用骆驼驮茶，去西部换马。清代陕西茶商马合盛家有300多峰骆驼。
针对木霁弘的讲话，李刚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须在时空上准确描述茶马古道。他觉得，既然茶马古道不是民间小道，就必须以国家组织和国家行为作为标志。明代边防建设的重点在西北，所以搞了基本国策茶马交易，茶马古道的起源和这一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茶马古道开通的标志，既不是茶，也不是马，而是政府的茶马交易事务主管机构的设立，茶马司就是茶马古道开通的基本标志。明代洪武4年，即公元1371年，在陕甘设立了秦州茶马司、河州茶马司、洮州茶马司，标志陕甘茶马古道开通；到洪武26年，即公元1393年，开通了四川的黎州茶马司（在今汉源县）和雅安茶马司，标志着康藏茶马古道（即一般人称的川藏茶马古道）的开通。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王川教授说，在川藏线上，主要是用牦牛运输茶叶，不是马，因为牦牛耐寒，而且用结实的牦牛皮包裹茶叶，不仅能避免受潮变质，而且牛皮摔不破。王川同时提出，川西北是茶马古道核心区。
云南许多学者在会上一再提出，滇藏线是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
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认为，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包括牛、骡、骆驼等）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盐、酒、马、骡、皮毛、药材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之纽带。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解释，茶马古道的核心是茶，不是运输工具。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五）
云南是居安思危
7月8日，研讨会最后一天安排与会人员参观了丽江茶马古道遗迹束河古镇和西香格里七十二道弯铺石古道。后者有400年前相当于烽火台的蒙古哨、马帮期望能解除劳累的嘎呢咕石堆、防止马匹走错路的拦马石等，这些都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为马帮提供饮水的石水槽失踪了。在过去马帮时代，山下的村民挑水倒入半山腰的水槽里，马帮喝水后，自觉投入零钱。
木霁弘告诉记者，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由于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与保护尚未深入，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茶马古道沿线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保存现状不容乐观。云南将进一步加强茶马古道资源调查，抓紧编制茶马古道保护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茶马古道整体保护。
寇骞说，云南是居安思危，人家已经找到了大量茶马古道遗迹，咱们陕西如今根本不清楚茶马古道遗迹情况，就是消失了也不知道。
李刚说，云南工作做得很细，对古镇、古村落、古茶树、古茶园、古道路全省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普查。陕西要赶快奋起直追，保护好茶马古道。
建议陕西申报国家级文保单位
前往丽江的路上，李刚和寇骞就商量，这次去参加研讨会，要和云南建立关系，为以后合作大手笔打好基础。
尽管在有些学术观点上还存在分歧，但李刚和木霁弘见面时热情握手，一再表示要多交流、合作。木霁弘说，茶马古道是中国，尤其是西部人民贡献给世界的一条古道，各省、各族人民都为茶马古道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们在给国家文物局所作的茶马古道现状报告中，本着全面、完整、真实的原则，将7个省按照一个整体来做。我们7省要联合打造茶马古道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它既不只是云南的事，也不只是西藏的事，或陕西的事，而是我们整个西部一件伟大的事业。这需要许多人、许多专业的联合努力才能做好。
李刚说，我们要更多地从国际性、民族性角度来整合茶马古道。我们7个省要联合起来打造这一具有国家性质的、横贯整个西部的贸易通道，进行历史经验总结，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经验支撑，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必要的准备。
李刚、寇骞包括本报记者，和云南、四川、重庆、青海以及海外专家、学者进行了私下交流，并表示以后要相互协作，互通信息、经验。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透露，云南、四川正在做境内茶马古道申报第7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沿线过去连县级文保单位都不够的文物古迹，一下成为国家级保护单位，茶马古道就可以得到有效保护。他建议陕西能设法将陕西境内的茶马古道申报为第8批国家级文保单位。寇骞认为此建议非常好，回去会向有关方面反映。（金石）
茶马司最早的茶叶管理机构
纵观我国的茶叶发展历史，长期以来，茶叶的生产、贸易等均是自由进行，最早，从宋代开始，朝廷设立专管茶叶贸易的机构茶马司，到了明代，设立了更多的茶马司，专管茶叶贸易等事项。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茶叶的贸易呢？这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在我国西南等边境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日常用品。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征集并在四川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的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
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明朝时期，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的战马，也实行用茶易马的政策，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在秦州设立了第一个茶马司。《明史》中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这就是说，从唐宋以来，中原人就用茶来交换藏民的马匹。茶马互市政策，可以“固番人心”，又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得到好处。所以，明朝对茶马互市非常重视，也设立了专门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来保证茶马互市的实施。
通过研究宋、明朝茶马司机构的设立，我们很清楚的意识到，当时之所以设立茶马司，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贸易发展需要设立的，这个专职管理茶的机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因此，对于国家或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来说，内部机构的设立，必须根据组织发展或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设立，一个好的组织机构或部门的设立，将促进经济的繁荣，反之，对于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将使机构臃肿，增加管理难度，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对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董兴宝（作者系颐杰鸿泰狮子湖副总裁）